人物传记读后感范文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WwW.330011.com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当然,教无定法,关键是头脑中要有这样的理念。以下所述教学实施方式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了解司马迁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这应是让学生走进《史记》的第一步。然而,在司马迁头上高悬着太多耀眼的光环,“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只能让人心生敬畏,拒之于千里之外。如何将司马迁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知人论世还只是阅读经典的初始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可由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切入,分专题形式阅读《史记》,比如司马迁与旅游等等。每星期设置一个专题,引导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探究,共同完成。或以讲座、座谈的形式邀请《史记》专家、学者前来讲授、交流。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在初步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我们再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的角度解读《史记》,由感性入理性,由表入里,透过字里行间,捕捉其精神内核的层面,挖掘司马迁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等等。《史记》是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是作者情感的喷发,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理应满怀情感去解读。选修课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同学与同学间,学生与老师间,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多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教师的职能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灵魂,在互动的交流中开拓学生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史记》选修课方是生趣盎然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人物传记读后感
人物传记读后感1500字
近日读《曾国藩传》颇有感触,特别是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精神很是佩服,我觉得此种精神可用“呆子”哲学来形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可谓书呆子。此种精神我思之为当今中国少有之精神,因为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呆子,但是我认为只有先做呆子才能之后做聪明人。
一位日本老科学家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必须要聪明。”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脑袋还必须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乍一看,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实际上,它表现出一个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不同侧面,正所谓“呆子”哲学。我想,曾国藩的治学就是“呆子” 哲学的样板。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他可能会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理子大师。处于众说纷纭:可能性交织的岔路口时,为了不把应该选择的道路选错,必须具有洞察未来的内察能力和直观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做人或更甚者做科学家必须聪明,但是要想从平常被人认为极普遍明了的事物中,从那些连平常所说的脑袋笨的人也容易明了的日常小事中,找出它的不可思议的疑点,问个为什么,并极力阐明其原委,也是非常重要的,缺之不可的。在这点上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是比普通脑袋笨的人更显得脑袋不开窍的死心眼的人。所谓脑袋聪明的人可以说他们如同腿脚快的游客,虽然他们可以捷足先登的到达他人尚未涉足之地,可恐怕会遗漏路旁,脑袋笨的人犹如走路慢的人,一直漫步在后,往往毫不费力的把珍宝捧在手中,脑袋聪明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推测,可以纵观路上的所有难关险阻,至少也是有这种预感的,所以常常容易挫伤自己的进取的勇气。脑袋笨的人,由于他的前途笼罩了一层云雾,反而持乐观态度,即使遇到难关,他会格外的努力,摆脱困境。脑袋聪明的人,会过于信任自己的脑力。其结果,当自然显示给他们的现象与自己想的不一致时,大概会这样想:是不是自然错了。另外当出现结果与自己想的相同时,恐怕会把这件要紧的事忘掉,反复琢磨自己所思考出的结果,是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偶尔产生的呢?一开始就断定行不通的尝试,好容易才明白那事做不成的时候可是他也抓住了一些并不是行不通的其他线索。这些线索也是那些一开始就不敢进行尝试的人无法接触到的。正如无数所谓的聪明人执迷于永动机的道理。脑袋聪明的人适合作批评家却难成为见诸行动的人。对于脑袋笨的人来说,别人的工作总是显得卓越出色,同时也感到大人物的工作也似乎可以做到,因此,很自然地刺激着自己的上进心。脑袋聪明,而且又自命不凡的人即使能为人之师却难成大家难为大师。记得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曾经说过:“哦手下成功的认识没有聪明人,大多是些能够坚持不懈的呆子。”是啊,他手下的经理有些只是初中毕业有些曾经是他的汽车司机,可以说不是或者不尽然是聪明才智使他们成功的,我想最重要的是那份坚持。聪明的脑袋容易苛求,但所谓的呆子却会和适宜的装傻充楞。正如苏东坡所说的难得糊涂。我觉得难得糊涂的境界就是一种呆子的处世哲学。人生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答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好坏来区分的。
当遇到不能改变或者对自己无害而有损的事情的时候,能装糊涂,扮呆子确实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的。所谓的呆子哲学的精髓就是能对生活中的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你对人生的有些不好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时候,往往它却向好的方向发展。着也许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曾国藩身上很好的体现了出来。他能够在后期的官场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把难得糊涂的呆子哲学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结果。事实上作为一代宰相就必修能够藏污纳垢,否则将不能成为真正的全国的管家。这个道理其实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体现。正如官场一样,和周围的人一起生活也要学会糊涂。最典型的就是有些夫妻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一方的视而不见而化解的。
在如今的物质世界里人们把自己的利益看的空前的重,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自己的利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过了就是浅视地表现了,糊涂一次也许更好。这就是我从曾国藩身上所了解到的“呆子”哲学。改进建议:看得出来她有认真地看这本书,并且对此有深刻地认识。从曾国藩身上悟出了很多的道理,但是逻辑性不够强,应该把悟出的道理分纳归类,这样看起来更有条理性。
人物传记读后感
人物传记读后感3000字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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