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读后感1

　　《红旗谱》是梁斌1953年开始创作的一部三卷本长篇小说，1958年出版第一部，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应，并被多次改编为话剧，电影。《红旗谱》讲述了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再现了那个军阀混战、日寇侵华的危急年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农民真实而又复杂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作品通过三代农民的不同斗争道路及其命运的历史性变迁，力图深刻地勾勒出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寻找解放的曲折历史。这部历史的展开，立足于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等斗争，反映了冀中农民运动的风貌，同时他们又与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秋收起义等遥相呼应。这样，冀中平原的风云，不仅成了大革命前后中国革命的写照，而且把农民的反抗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通过农民反抗过程的描述，概括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艺术地说明了亿万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的反抗斗争，如不汇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其中有沉着历练的朱老忠，贪得无厌的冯老兰;有执刀仗义相助的严老祥;有糊里糊涂的朱老星;有庄稼正义的“乐天派”伍老拨;有狭隘孤僻的老驴头;有封建顽固的老套子有变换花样剥削压榨农民的“新型刽子手”冯贵堂;有狠心手辣、贪得无厌的冯老兰;有憨厚淳朴的严志和;有欺软怕硬、甘当狗腿子的李德才;有为北伐入狱的严运涛;有被抓强迫当兵的朱大贵;有后继哥哥道路的严江涛;有积极向上、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严萍;有出身地主门庭的革命青年张嘉庆;有热情奔放、忠于革命的农村姑娘春兰;有舍身独挡恶霸的朱老巩，附炎趋势、好管闲事的严老尚等等。WwW.330011.cOM《红旗谱》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让我感触颇深。

　　朱老忠是一个跨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农民的英雄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原有的农民英雄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新质”，使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典型。而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精神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与父辈相比，他有着更多的斗争的智慧，懂得了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恰当地处理“脯红鸟事件”，便是他善用智谋这一性格特点的显露。朱老忠有句口头禅：“出水才见两泥腿”。这可以说是他韧性性格中的一个凝结点，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农民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句话除了蕴有韧性精神外，还有一种必胜的信念。尤其是他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他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朱老忠身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他讲义气，重团结，救危扶贫，舍己为人，刚直不屈，坚韧不拔，敢于斗争，勇于反抗等等。这些优良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学习，小说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我们更要时刻铭记于心。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修养，争取把品格不断地提高，把觉悟不断地提升，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就人物而论，《红旗谱》在特定的历史内容和深厚的地域土壤基础上，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人物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尤为醒目。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精神;20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总之，朱老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叶，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

　　春兰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农村闺女形象，他与运涛的相爱过程，从两小无猜到以身相许，再到忠贞不渝，都写得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表现出在北方保守的伦理下，农村姑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感情，作品中最美的段落大多与春兰有关，不仅描绘了美丽的田园景色，在浓郁的春野气息中，包含着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眷念。而江涛，运涛，大贵青年一代成为著作中革命思想的领头人，反抗斗争的真正战士，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他们正是这烈火的领头人，体现了中国革命思想根固人心，共产党的精神无处不在。

　　《红旗谱》是真实的，它将生活气息和革命斗争精神达到和谐的统一，它既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里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总结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革命才会胜利。

　　梁斌说：“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小说，首先是小说的主题。在我来说，主题思想又是和小说的内容同时形成的。”《红旗谱》所描写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斗争方式和历史命运的反映，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小说所写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具有农民革命斗争史诗的性质，带给了读者无与伦比的情感体验。

　　读完《红旗谱》总共花了一天大约整整十四小时，不算快，但由于是一次读完，所以明显仓促。何况，本身对这类小说带一些成见，虽然读时尽量避免，然亦必有影响。所以下文的许多是非，都全属个人的主观意见，写之前也只看过极少的评论它的书。对观点的正确与否，不敢自信，聊资一说而。想分几点来说说我对《红旗谱》的看法：

　　第一， 有关内容主题方面。

　　首先在主题定位上，大都认为是为“中国的革命”立下“英雄的谱系”，这一说法我认为有人为自作之嫌。小说描绘的诚然是北方农村乃至城市革命运动的代代兴起，但明显并不是很有代表性。首先就说北民的粗犷显与南方不同，而革命之星火实起于南方，而北方受五•四影响又好于南方，教育发达亦胜之，故小说里才有运涛，江涛很容易就上学的条件，此条件在南方农村并不具备。如此种种，我觉得所谓谱系一说相当程度上是读者评论家甚至观作者主后加的。

　　其次在主题集中性上，作者尝试农村与城镇相连的用意是好的，但我感觉不大成功。就说江涛吧，原是农村气很重，但到小说后期则完全是个城市革命者，其中作者强调的革命思想、教育的作用或者可信，但缺少必要的交代，而这些交代是很重要的，关系到农村到城市的链接。而小说恰好略去了这些，所以感觉主题农村-城市的变换显得生硬。

　　再有是《红旗谱》一个比较出色的用意，就是紧扣历史。从革命源起到4•12反革命政变，再到革命高潮的慢慢复苏，都很自然地融入书中，并与人物性格的发展结合得很好(主要是江涛)。当然应指出的是这些反映有些太直接，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果真如何，只是个人觉得。我想这与小说主角们的身份有关，他们都是农村革命的顶先人物，所以描写下来给人以“政治变动直接广泛影响农村”的错觉。

　　第二， 小说结构方面。

　　小说是以时间为序的，中间亦有小段的回序(如张嘉庆的回忆)，这些都是表面，不值一提。要说的是小说视角的选取，大部分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时心里独白也有第一人称的时候)。全知视角给作者统筹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发展的优势，但对那时的作者而言，它有时也有些极大的缺陷。

　　首先小说的人物思想显然受到了作者自己思想的限制，而我印象中那时候作者们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意识的限制，从而不可避免的使小说中的人物过多地体现时代的“共名”。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样的小说往往失败的成分多。

　　其次，由于作者全知的高高在上，当人物过多时，受作者努驾能力的限制，人物往往趋向类型化。《红旗谱》里就有这种现象，除朱老忠外，其他农民有过多相似，即如革命者里，运涛和江涛的革命思想也缺乏区别之处，更不用说保卫“二师”的革命者了，感觉就是“一堆”。对张嘉庆的描绘成功处很多，但仍有主观建构的痕迹。这些都是当时那个思想体系下，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下，选取无限制的全知视角带来的毛病。当然，这些似乎都是那么必然而不可避免。

　　第三， 小说人物及场景的若干成功之处。

　　对老一辈农民的刻画，简直只能用一个“神”字来形容，作者中国传统文学的功底可见深厚。从朱老巩到朱老忠，两人性格的传承以及发展，十分契合中国人的逻辑，也合情合理。而且，人物多方面性格的塑写也很成功，特别是那种“侠”“义”之气•，从开篇“大闹柳树林”始，就始终绝荡全书，虽然到后期与江涛他们的理性显得有些不容了，但仍不失为最成功之处。对此有句评论叫：“把现代小说民族化。”实是不假。

　　典型场景的聚焦，有戏剧的强烈效果。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严车站相会，大贵架锅杀猪反割头税，保卫二师时抢面运动…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典型场面描写，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亮点，也可以说就是小说的主干。

　　最后要说的是小说的语言。佩服它其实很大部分是处于对北方人民豪爽性格的钦佩，这样的语言配上这样的性格，让原本略显生气不足的小说有了强烈的“内气”，仿佛一股粗野的呼吸扑面而来。这无论如何也是我们应该学习掌握的。

　　以上即为我读《红旗谱》后的一点琐碎的看法，很不成系统。个人天真地认为，如果作者现在能看到我地这些言语，应该不至于生气于我的肤浅，甚至还会做一些对“愚者千虑”之言的认真分析。

　　是亦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专题第一篇作业。

　　梁斌的《红旗谱》讲述了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展现出几代人誓死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坚强不屈、英勇无畏，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红旗谱》再现了那个军阀混战、日寇侵华的危急年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农民真实而又复杂的各种形象。有舍身独挡恶霸的朱老巩，执刀仗义相助的严老祥;有狠心手辣、贪得无厌的冯老兰，附炎趋势、好管闲事的严老尚;有沉着历练的朱老忠;有憨厚淳朴的严志和;有变换花样剥削压榨农民的“新型刽子手”冯贵堂;有欺软怕硬、甘当狗腿子的李德才;有为北伐入狱的严运涛;有被抓强迫当兵的朱大贵;有后继哥哥道路的严江涛;有出身地主门庭的革命青年张嘉庆;有热情奔放、忠于革命的农村姑娘春兰;有积极向上、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严萍;有糊里糊涂的朱老星;有庄稼正义的“乐天派”伍老拨;有狭隘孤僻的老驴头;有封建顽固的老套子

　　从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一代比一代进步。朱老巩是赤膊上阵，拿起铡刀拼命。朱老明他们采取所谓对薄公堂、和地主打官司，这注定要失败的，就像冯贵堂说的：“好像吃炸焦肉、蘸花椒盐儿。吃不完咱的炸肉，就把他们那几亩地蘸完了!”到了朱老忠和江涛，他们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发起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说明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小说开头加写了楔子，回忆了三十年前发生在锁井镇上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对塑造朱老忠这个人物来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样就把朱老忠从小就放进强烈的阶级冲突的环境中。写他父亲朱老巩和冯老兰冲突，不久吐血身亡;写他姐姐被人强奸，然后又写她怀着不共戴天之仇逃走，到北京当小工，在天津学织毯子，他想到：这一条线一条线的，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于是背起铺盖卷下了关东，在关东挖参、淘金，积攒了一些钱，回来安家立业，准备报仇。在此之后，朱老忠参加反割头税运动，给二师学生送粮，到思罗医院营救张嘉庆，充分表现了他在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叛逆性格。同时，作者又在细节上加了穿插，如脯红事件;老奶奶暴死，朱老忠主持严家丧事;代严志和去济南探监;探监之前，又在家里作安排，对涛他娘、春兰等都嘱咐了一阵;拿钱给江涛上学......这些生活细节都烘托了这个人物的高尚品质。

　　与朱老忠的性格不同，严志和则表现的比较“软善”。当他听到朱老明说要和冯老兰打官司，为了朋友，心里不平，毫不犹豫的说了一句：“有我一份。”结果官司打输了，他也跟着输了一头牛。他因为怕回去见了涛他娘不好交代，便不声不响的离开了锁井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朴实、善良。他帮助朱老忠建立家园，粮食不够，互相凑合一下过去。爱朋友、讲义气，舍己为人，这些地方他和朱老忠是相同的，但他没有朱老忠的明朗、豪迈、勇于斗争的气魄。江涛回来动员他反割头税，他就说：“算了吧!咱们别革什么命了......”运涛遇到贾湘农，回家和严志和谈起，他就不想支持运涛。朱老忠就不同，不但鼓励运涛去找贾湘农，还说他在关东时就听说过苏联是无产阶级掌政，打倒了资本家和地主......江涛要到城里去上学，严志和顾虑重重，朱老忠说应该去，他也就认为可以去了。朱老忠和严志和的性格在种种事件当中，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作者在刻画张嘉庆与严江涛时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样是贾湘农教育成长下的革命青年，但他们在性格上却截然不同。张嘉庆，一个地主家庭少爷出身的革命者，入二师以前曾领导穷人抢自家地里的棉花，开展秋收运动，性格暴躁，人称“猛张飞”。而江涛则是贫苦农民出身，父兄的苦难、老奶奶的暴死，许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对他刺激很大。再加上家庭经济的困难，花钱读书不容易，逐渐形成了他稳妥慎重的性格。这两个青年在一起工作，人物性格就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江涛性格比较柔和，做事细微沉稳;张嘉庆则有些楞手楞脚，做事莽撞，干了再说。江涛家里虽穷，身上则穿得干干净净;张嘉庆则不修边幅，破鞋破袜子，买了新鞋子就把旧鞋子搁在人家花砖地上。江涛在斗争中往往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张嘉庆的革命观点比较“左”，多少带有些左倾盲动情绪，有时论调很偏激，如批评江涛不该谈恋爱，革命者不能有爱人。在二师学-潮中，对是坚守学校阵地与敌人硬拼还是撤回乡村开展敌后抗日救亡运动，张嘉庆与江涛的辩论充分表现了他的“左”。

　　再说说春兰和严萍这两个女主角吧。春兰这个农村女孩，性格开朗、泼辣、热情，热爱劳动，要求进步。运涛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也受到了影响，尽管挨了父亲一顿毒打，她始终钟情于运涛，对革命的信心毫不动遥春兰与运涛的相爱，在当时的农村社会里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她甘愿冒着父亲的毒打，顶住村民的指手画脚妄加非议，向封建世俗礼教发起了挑战。尽管她的生活周围是黑暗的、碰壁的，但她始终是进步的、幸福的。春兰不仅在恋爱上追求自由，思想上更是如此。为了宣传工作，她把“革命”两字用白色的丝线绣到怀襟上，表示她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又表示她迎“新”返“旧”。正当药王大会上，她把这件新做的褂子穿出去，这一下可把整个大庙哄起来，收到了强烈的宣传效果。可见她是多么的天真聪明，又是多么的敢于反抗旧社会。严萍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小姐，刚开始思想上没有春兰进步。但在江涛的带动下，她一步一步走向革命，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她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的危险，和江涛一起散布标语、发放传单。二师学-潮中，江涛他们被困，她又积极组织救济会，给二师同学们送粮。正是由于她，二师同学们在最危急的时刻吃到了“天上掉下来的烧饼”。当人们细细咀嚼这救命的烧饼时，眼前不禁浮现出一个足智多谋、勇敢无畏、谨慎细心的革命女青年。

　　让人忍俊不禁的要数老驴头和老套子了。他们是一些典型的小门小户。老驴头这种人性格狭隘、孤僻，有着浓厚的封建礼教观念。他不多与别人往来也不愿求人，这是小农经济下的产物。运涛和春兰的事发生后，他狠狠地打了春兰一顿，并在通往运涛家的小路上挖了三道壕，压上枣棘针，断绝了行人，谁在那里一过他就张开嘴大骂。这表现了他的蛮横无理、封建迂腐。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自尊心，过分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也要反抗。比如李德才替冯老兰去说春兰的事，开始他还以为是说笑话，听明白不是说笑话以后，上去就给了李德才几个耳光......关于割头税，他最关心的是给多少粮食，一听说要合三小斗粮食，他就不干了，火起来骂街，说这是“路劫”，是“砸明火”，又去找老套子商量。老套子是一个正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人，腐朽灰尘，他提议老驴头这年头官法不容情，先别自己杀猪。他告诉老驴头一个窍门，说朱老明和朱老忠正在反割头税，他们不给咱们也别给。朱老忠他们要给，咱们就赶快给人家送过去，千万别落人后。老驴头再三琢磨后，还是决定与老套子偷着干，于是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捧腹的杀猪闹剧。笑过之后，不难想到像他们这样落后的小农，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与广大民众团结在一起，连杀猪这件事都做不好，差一点过不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