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大观念的读后感1

　　应收录与政治文明

　　建设相应的观念

　　我多次到过深圳，并且亲身参与了深圳的发展历程，跟深圳感情很深。深圳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力挺深圳，力挺广东。

　　我赞同刚才各位专家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不过，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十大观念”中，与政治文明建设相应的观念没有收录进来，只是出现在书的附录中的候选观念30条里。比如第25条候选观念“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另外，现在的十大观念里，个别观念又有交叉重复，比如观念四“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和观念六“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政治文明建设呢?原因有两条：一是从国际局势来看，民主大潮不可阻挡，是世界人心所向;二是从国内来看，今年上半年以来，问责风暴一浪高过一浪，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会到的。国内的民主发展，正以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在进行中。

　　说到政治文明建设，深圳有辉煌的轨迹，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政治文明的内容很多，今天只说说深圳在宽容多元、监督问责、公开透明方面，有过非常突出的探索，引领全国。比如1985年2月5日，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在讲话中鼓励本地区的报纸要敢于批评。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要拿自己开刀”。wWw.330011.cOm在袁庚的鼓励下，当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就发表了《该尊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报纸主编有点紧张，提出送给袁庚审，袁庚回答说不用送审。但是主编心里还是不踏实，趁着袁庚出去办事，把报纸大样放到袁庚的办公桌上。袁庚回来看过之后说：“一个字不要改，就这样。”结果就这样发表了。198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袁庚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说到监督问责，还有一个例子。深圳的一个公司经理吴君亮和他的团队从2008年起，锲而不舍地向国内一些城市和一些中央部委提出公开财政预算的要求。最后在广东省委领导支持下，广州市政府于2009年10月公布了财政预算，这是全国第一遭。在广州市带动下，在中央领导支持下，我们终于在2011年看到了96个中央部委和少数大城市的财政预算。虽然这些预算的线条还很粗，但毕竟是一大进步。财政公开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深圳人敢吃螃蟹的精神了不得。

　　再看宽容多元。有一件事是我亲自参与的。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会上，蛇口青年就“来深圳是不是为了淘金”的问题，与专家展开了争论。当时一位专家很生气，质问这位发言的青年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事后，专家还写了内部材料指控发言的青年人有严重思想问题，给蛇口青年人造成了很大压力。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此际，袁庚挺身而出，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应该允许青年人有平等讨论发言的权利，袁庚还明确表达了“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这一观念，再度轰动全国。当年《人民日报》自8月8日开始，在第三版开辟专栏《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讨论蛇口风波。我当时负责编辑这个专栏，在连续一个多月的专栏讨论中支持了蛇口青年。随后，我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并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

　　这都是深圳改革开放史上的著名篇章，也是深圳精神成长史的精髓所在。

　　另外，深圳市政府在2008年公布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提出了要划清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的边界，在党内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区长实行差额选举，条件成熟时实行市长差额选举等20条重大改革措施，成为当时地方体制改革方案中力度最大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深圳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所以我希望“深圳观念”的升级版能把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也纳入进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举办深圳读书月的11年间，深圳将崇尚读书、求学问道的新鲜风气输出到全国六十多个城市，广东的南国书香节、湖南的三湘读书月、四川的农民读书月、内蒙古的读书大接力、新疆的天山读书节……实现了深圳继改革开放初期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输出”。读书月提高了城市品位，也延伸了城市文化的影响力。深圳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座没有文化精神的城市，是没有魅力和吸引力的。

　　观念五：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

　　阅读提升市民整体素质

　　关于“阅读与城市”的对话

　　阅读是主体性回归的第一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假如说文字的发明和书写工具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的话，那么与此相关的“阅读”也具有极其深远的文化史意义。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关于“阅读史”的研究热潮，也许是其蕴涵的文化意义的一个印证。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重心，不是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发展史，而在于从大的历史脉络来把握“阅读与城市”的关系，尤其是揭示“读书被尊重”的历史动因以及深圳提出“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当代文化意义。为此，我们约谈了南方朔先生。作为台湾著名的读书人和广受尊敬的知名书评家，南方朔先生在访谈中所带给我们的，既有世界阅读文化史的丰富知识和有趣信息，也有来自台湾地区独特的经验。而这些知识与经验，对于提升深圳乃至全国阅读文化的发展水平，无疑具有相当的参照价值。

　　应从更大历史脉络理解“阅读与城市”

　　杨立青(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关于“阅读与城市”的关系，或者说阅读在城市文化中的位置。深圳提出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个观念，首先基于“读书”在社会价值序列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否则“尊重”就无从谈起了。也就是说，读书本身至少有一段长长的被尊重的历史，那么，这种“读书被尊重”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南方朔(本名王杏庆，台湾著名作家、诗人、时政评论家。曾任《新新闻》总主笔)：“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是深圳所提出的漂亮口号。而这句话的确应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

　　由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今天的人们已知道印刷术的发明，促使书的文明出现，文字文明不再由少数官僚或更多的教士阶级所垄断，乃是广泛文明的大跃升，文字所承载的知识开始民主化到了市民阶级身上。

　　由文字文明我们已知道，“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乃是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即可透过文字而流传，老天的秘密已守不住，当然只好“天雨粟，鬼夜哭”了。但在文字文明之初，文字的权力只归少数人垄断，只有书籍出现，市民阶级形成，老百姓才可接近文字所承载的奥秘。因此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因为文字是传承经验，定义人际关系，理解世界，使无序变有序，增加人类效用的载体，书的形成当然是现实上有用的东西。古代读书最初可以从事管理众人之事，进入官僚系统，近代读书则有益于扩大人与物的效用，富家立身，因此读书可以使人增加能力，而能力当然也是一种权力，它可以促进社会的垂直流动。

　　当代法国学者费伯瑞和马汀在所著的《书的来到》里就指出，当欧洲印刷术发明、书籍出现之初，工匠阶级、文官阶级和律师等都读书，僧侣阶级则不读书，它所造成的乃是宗教改革，以及现代政府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读书有用，读书使人有能力、有权力的结果已很明了。

　　再以促成工业革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而言，16世纪苏格兰倡导识字读书，男子识字率1720年已达55%，1750年则达75%，苏格兰成了欧洲第一个识字读书社会，而当时英国男子识字率只有53%而已，要到了1880年代才赶上。

　　由于苏格兰识字读书，18世纪美国的富兰克林访问苏格兰时，看到苏格兰城市景观与国民素质都叹为观止。苏格兰人由于喜欢读书，而且是极为深入地读，在人文社会的合理性以及对自然科学等都广泛好奇，因此苏格兰一流学术兴起，整个时代自然有创造力的天才云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等无一不是苏格兰人，纵使苏格兰人移民外国，也都具有那种知识及创造传统。钢铁大王卡内基、电报电话大王贝尔也都是苏格兰人。识字读书有利于追求知识，从事创新，可以立家兴国，这已成了读书的现代意义。

　　而在中国，我最惊叹的，乃是福建与广东的读书经验了。福建在中国乃是极晚发展的地区，唐末中原大乱，闽地在东南一隅，由于它收容了大量从中原流亡出来的僧侣，而僧侣必须抄经，于是福建造纸开始发展，由造纸最后必然走向印书和读书，以及人民素质的提升。后来中原动乱结束，宋朝统一国家，在宋代中国文化史上，福建人遂独树一帜，大学问家赵冀、大词家柳永、大书法家蔡襄均为福建人。读书有利于一个地方人民文化素质的再造，福建即是最好的证明。宋朝之后的元朝，福建仍有那种气势，《马可·波罗游记》在提到福建时也都赞不绝口。

　　而广东也是中国的岭南边地，由于它在欧风东渐时居于前哨位置，所以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举凡新书的翻译，新观念的引入，新的改革派读书阶级，广东都为其滥觞。读书是有利于一个社会改造的。而我认为像深圳这种中国发展的前沿都市，历史一定在默默中赋予某种读书的任务，有待深圳读书人去追求。

　　当然，深圳也深深地知道，“鼓励创新”容易，“宽容失败”却要难得多。有一些“创新”或许还缺少必要的鼓励，有一些“失败”也没有机会及时地得到宽容。

　　但是，深圳也确实鼓励了许许多多的“创新”，也宽容了许许多多的“失败”。更重要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这座城市的号角和承诺，从前是，以后也仍然是。

　　这一信心正是来自于无数的“创新”和“失败”早已让这座城市形成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共识。有此共识，我们当继续坚韧前行;有此共识，我们已可以为这座城市骄傲。

　　“我也和那些曾经怀疑我的人一样怀疑过自己的反复行为：

　　离开的时候我有无数个理由，每个理由都比天大。

　　回来，却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借口。”

　　诗人谷雪儿《在很远的地方想念深圳》，她一边说自己找不到回深圳的借口，一边又道出了“想念深圳”的真正原因

　　“我的爱情也是在这里滋生与轮回。

　　除此之外，她还给了我两次重生的机会。”

　　“有人说深圳能使人重生，此言不假。”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并非在表达对这首诗的读后感，他是在回忆自己来深创业的经历时说这番话的。他说：“移民文化本身就宽容失败，而宽容失败必然培植成功。”

　　一个诗人，一个企业家，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的鲜明特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或许正因为深圳人的这种心照不宣，才有《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这个国内首部改革创新立法在2006年3月的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高票通过，而当国内许多地方指责“宽容失败”可能是“官场的又一个护身符”的时候，深圳市民的反应出奇地一致："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本来就是一个意思的两面表达”，“不"宽容失败"怎么"鼓励创新"?”

　　“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

　　虽然《深圳经济特区转载自百分网http://www.oh100.com，请保留此标记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和人民团体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创新，适用本条例”，但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一种观念，可谓直指人心，这也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之所以被市民评为“深圳十大观念”的原因所在。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2006年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可谓恰逢其时。

　　从1980年到2005年的25年间，深圳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得“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风气之先，快速完成原始积累，成为工业化城市;第二个阶段是确立“高科技强市”和“两港兴市”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增创新优势”，继续保持领先。下一步如何走，成为当时刚上任的市委书记李鸿忠必须首先思考的问题。

　　2005年1月13日，在深圳召开的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深圳土地、能源、环境、人口4个“难以为继”的难题被摆了出来。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实现科学发展?深圳新一届领导班子很自然地从深圳得以立市的“改革”“创新”中寻找出路。然而，此时的深圳，物不是人已非，当年打赤脚时的胆量如今穿皮鞋时还有吗?当年睡工棚时的勇气如今住别墅时还有吗?

　　事实上，深圳的改革创新一直伴随着“宽容失败”，只不过是以“指示”的形式指导深圳，是以“只做不说”的方式在实施-尽管个别并非失败者也没有得到宽容。

　　1979年创办特区时，邓-小-平给深圳的任务是“要杀出一条血路”。1984年视察深圳时，邓-小-平对深圳的评判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说邓-小-平对深圳的一次口头指示和一次书面题词都是“鼓励创新”的话，那么，1992年再次南方视察时，邓-小-平表达更多的是“宽容失败”。

　　邓-小-平在第二次南方视察时反复强调“不要怕犯错误”，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幸运的是，深圳市在经济特区成立25年之后再次强化“宽容失败”不再只是“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再说”，而是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立法，让法律法规为改革创新者撑腰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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