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读后感

　　《乌合之众》读后感2000字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的论断是对的，同时承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是强调“这是人民的选择”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相信的。也许我这种相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性的被绑架的相信。因为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可以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保持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一定保持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美好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接受。Www.330011.COM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一定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择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非常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的口号做出积极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讨厌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可以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能力。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择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所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必须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因为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普及，高等受教育者会对低等受教育者进行学历歧视。随着社会高等受教育者的比例增高，这个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社会矛盾越大(高等教育者与低等教育者)，且会出现越多的不稳定因素(闲置的高等教育组合)，且越来越少的实干者(缺少的低等教育者)。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庞勒这个帮助“资本家”剥夺工人学习权利的理论支持最后会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确实就在他的预言下继续前行着……

　　读《乌合之众》有感2000字

　　终于花了2周的时间把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看完了，这本书是以我认为相当缓慢的速度看完的，看完之后居然是一头雾水，无奈又拾起再看了一遍，心境不同，收获不同。

　　这本书在同学的推荐下看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它，那还是弗洛伊德说的：“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从头到尾我都觉得这本书中偏见很多，可以说我应该是集体主义观念支持者，但勒庞这本书却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这就彻底颠覆了我的观念，集体(群体)原来远远不是我所认识和接受的那样。群体的心理、意见和信念，在很多的时候，竟会让人如此的失望和害怕。

　　在罗伯特·莫顿的《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中，他指出这本书确实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勒庞生逢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读书笔记www.duhougan.com）并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勒庞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的，他在此书的这里或那里，以十分简约甚至时代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了一些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 群众的反叛、 大众文化、 受别人支配的自我、 群众运动、 人的自我异化、 官僚化过程、 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等等。也就是勒庞考察了一大堆现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这使这本《乌合之众》具有持久的意义。

　　群众，乌合之众。群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但不是任何几个人就能构成群体。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可见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成员有共同的目标;成员对群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群体内有结构，有共同的价值观等。群体具有生产性功能和维持性功能。群体的价值和力量在于其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取决于群体规范的特殊性和标准化的程度。群体中的个体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刺激。个体对这个刺激必然要做出反应，于是表现出与个人独处时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勒庞看来，当人们变成了一个群体后，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而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而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因此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群体具有冲动、 急躁 、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评精神、易受暗示和轻信的特点。书中列举了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时里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因此，“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地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同样，这也可以解释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的疯狂行径，他们失去作为个体时的理智，只知道和接受极端的感情和观念，还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一经煽动鼓舞，便形成了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这时理性完全被压倒。

　　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因此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他们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这也给领袖以利用的机会。书中勒庞解释说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会让人犹疑不决(这点我没看懂?)( “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但领袖们会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的手段，用观念和信念来影响群体的头脑，这些作用有些是缓慢的，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由此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回想历史，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当时为什么得到德国人民普遍拥戴的原因了。希特勒也曾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群体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但我觉得这点又不知如何解释毛主席的身份地位以及他思想的适用性)

　　在勒庞看来，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在现实意义下，我们应警惕自身，认识自己，保持自己的人格，做一个清醒的自由人，尤其是在群体更要凸显。

　　《乌合之众》读后感3000字

　　“躲猫猫”、“打酱油”、“70码”、“人肉搜索”……这类事件如今已成为热门甚至是流行词汇。在这些词汇的背后，积蓄着巨大的公众情绪的力量。公众情绪古已有之，只要有群体存在，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力量在民间不停流淌。这里的“群体”一词不只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而是心理学上的定义——即在某些既定条件下，并且也只有在这些条件的下一群人。这样积聚成群的人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感情与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形成了群体心理。对于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则形成了集体式的公众情绪。近10年间，国内的公众情绪力量悄然兴起，并且难以遏制地呈喷涌趋势发展，成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01至2003年间，是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奥申博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打开国门，两代领导人之间的权利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这些并存的因素，都使得中国社会得到暂时性的气氛松动。而互联网业在经过2001年的洗礼和蛰伏之后重入成长轨道并且发展呈狂飙突进态势，这为信息的传播和言论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公众情绪凝聚的可能性，及其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可以对抗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

　　公众情绪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的体现可以说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广州大学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许志永律师凭借着公众情绪的支持和媒体的力量，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孙志刚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这是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行政法规的典范。今年的“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正是由于公众的持续关注与公众情绪的反应强烈，对相关部门造成一定压力，使得相关机构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后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对事件的调查有着正面影响。公众情绪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力量。

　　但是，在公共诉求胜利的表面下，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都会模糊背后的真实。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惊世界，危难时刻中国社会各界掀起赈灾热潮。身处国外的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之后，在地震当日当即做出万科捐款220万的决定。而此举被认为是“抠门”，引来网络上一片骂声。5月15日王石在博客中为自己辩护，反而是被看做越辩越黑，加之媒体的断章取义的报道，遭来公众的漫骂谴责，万科遭遇了企业内的8级地震。最后王石不得不向公众道歉，“捐款门”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笔者看来，如果一定要说王石真的做错什么了的话，那就是：在公众情绪处于高度敏感时，当感性成为公众情感主流时，企业家，这些理性逻辑的信徒刺痛了公众敏感脆弱的心。他对自我财富的捍卫，在公众眼中显得是那么可恶。勒庞曾经说过：“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当公众情绪遭遇商业理性，王石触犯了众怒，可以说彻底栽了个跟头。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对这一事件普遍的恶评和讨伐，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样的声音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根据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个人没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而造成组织化群体这一特征的原因，勒庞在群体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中将之归结为三点：

　　首先，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受无意识支配。“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但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包含着时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公众情绪中经常混杂着自卑与自大。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在过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关，与十年动乱有关，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状态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狂飙发展所导致的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思想发展中出现大量断层有关……这些都对种族的无意识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捐款门事件中，还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地壳底层的一股愤怒的力量。这股力量包括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基础秩序薄弱”、“生存压力巨大”、“草根群体挑战精英群体”……这些种种元素组合构成了公众的无意识结构，最终在公众情绪膨胀之时彻底彻底喷涌而出。

　　其次是由传染现象导致。这对公众情绪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很难解释清楚。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这种特点在互联网中表现地异常明显。网络上的声音无碍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激进的情绪极端主义者，而另一类则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情绪极端者的言论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们的言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追捧，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声势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声音则淹没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则受到了情绪的传染，情绪极端者的队伍越发庞大。互联网上最“鼓励”那种情绪极端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争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绪传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盖了。例如2008年5月前后热议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正是公众情绪所演化成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媒介，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染开去所导致的。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是由于当时反法情绪高涨所致。在此笔者不禁要问：在名为爱国的旗帜之下，真正损伤的是谁的利益?!这种缺乏理智情结和客观依据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群体在自激、自渎中不断地泛滥膨胀，对于社会的进步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点则是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这也正是上面所说的传染所造成的结果。2007年5月，一篇题为《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文章，报道了广州种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马病的严重情况，并在后续报道中称这种“香蕉癌症”将给广州、甚至全国的香蕉种植带来“灭顶之灾”。 没想到，这一关于香蕉树常见病的消息，经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各种渠道以讹传讹，最后竟变成了“吃香蕉致癌”这样的恐怖传言。消息、传言、谣言铺天盖地的结果就是：香蕉滞销，蕉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香蕉烂在树上。这个事件中骇人的传播力量，是群体接受过暗示之后所创造的。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当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开始，传染性暗示的过程就开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个体编造的所谓“事实”——“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立刻就被多数人接受。而这种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于感情的宣扬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劣影响。据相关政府部门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3月13日某媒体消息见报后的43天里，广东、海南的蕉农因谣言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7亿元之巨。

　　最后一点即第四条造成组织化群体特征的原因，则是笔者的个人总结：在群体中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并且会导致欲望的宣泄。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动中才能找到意义，因此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达的。在群体中个体摆脱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觉到了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强大的力量，人们平日遏制的欲望在群体中大量宣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眼中的网络中的民意，总是充斥着傻气和杀气。似乎打字的键盘至于肾上腺激素紧密相连，网络中的言论与头脑无关。

　　这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并非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面临这样的过程。随着中国的不断纳入世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身份敏感性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与中国人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过分自卑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民意狂热的现状，我们应做冷静理性的认识，不应消极悲观，更不应盲目乐观。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从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一种模糊的情绪，(换而言之即一种情绪幻觉)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当这种夸张和单纯的情绪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主宰群体的力量，它对社会的伤害将难以估量。

　　笔者惊奇地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是可以复制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抑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现在的处境只是个过渡阶段。虽然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终能走过去。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变化的年代，能够见证这样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