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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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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合之众》读后感3000字

  “躲猫猫”、“打酱油”、“70码”、“人肉搜索”……这类事件如今已成为热门甚至是流行词汇。在这些词汇的背后,积蓄着巨大的公众情绪的力量。公众情绪古已有之,只要有群体存在,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力量在民间不停流淌。这里的“群体”一词不只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而是心理学上的定义——即在某些既定条件下,并且也只有在这些条件的下一群人。这样积聚成群的人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感情与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形成了群体心理。对于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则形成了集体式的公众情绪。近10年间,国内的公众情绪力量悄然兴起,并且难以遏制地呈喷涌趋势发展,成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01至2003年间,是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奥申博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打开国门,两代领导人之间的权利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这些并存的因素,都使得中国社会得到暂时性的气氛松动。而互联网业在经过2001年的洗礼和蛰伏之后重入成长轨道并且发展呈狂飙突进态势,这为信息的传播和言论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公众情绪凝聚的可能性,及其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可以对抗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

  公众情绪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的体现可以说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广州大学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wWW.330011.COm许志永律师凭借着公众情绪的支持和媒体的力量,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孙志刚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这是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行政法规的典范。今年的“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正是由于公众的持续关注与公众情绪的反应强烈,对相关部门造成一定压力,使得相关机构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后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对事件的调查有着正面影响。公众情绪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力量。

  但是,在公共诉求胜利的表面下,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都会模糊背后的真实。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惊世界,危难时刻中国社会各界掀起赈灾热潮。身处国外的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之后,在地震当日当即做出万科捐款220万的决定。而此举被认为是“抠门”,引来网络上一片骂声。5月15日王石在博客中为自己辩护,反而是被看做越辩越黑,加之媒体的断章取义的报道,遭来公众的漫骂谴责,万科遭遇了企业内的8级地震。最后王石不得不向公众道歉,“捐款门”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笔者看来,如果一定要说王石真的做错什么了的话,那就是:在公众情绪处于高度敏感时,当感性成为公众情感主流时,企业家,这些理性逻辑的信徒刺痛了公众敏感脆弱的心。他对自我财富的捍卫,在公众眼中显得是那么可恶。勒庞曾经说过:“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当公众情绪遭遇商业理性,王石触犯了众怒,可以说彻底栽了个跟头。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对这一事件普遍的恶评和讨伐,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样的声音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根据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个人没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而造成组织化群体这一特征的原因,勒庞在群体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中将之归结为三点:

  首先,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受无意识支配。“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但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包含着时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公众情绪中经常混杂着自卑与自大。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在过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关,与十年动乱有关,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状态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狂飙发展所导致的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思想发展中出现大量断层有关……这些都对种族的无意识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捐款门事件中,还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地壳底层的一股愤怒的力量。这股力量包括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基础秩序薄弱”、“生存压力巨大”、“草根群体挑战精英群体”……这些种种元素组合构成了公众的无意识结构,最终在公众情绪膨胀之时彻底彻底喷涌而出。

  其次是由传染现象导致。这对公众情绪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很难解释清楚。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这种特点在互联网中表现地异常明显。网络上的声音无碍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激进的情绪极端主义者,而另一类则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情绪极端者的言论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们的言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追捧,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声势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声音则淹没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则受到了情绪的传染,情绪极端者的队伍越发庞大。互联网上最“鼓励”那种情绪极端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争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绪传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盖了。例如2008年5月前后热议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正是公众情绪所演化成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媒介,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染开去所导致的。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是由于当时反法情绪高涨所致。在此笔者不禁要问:在名为爱国的旗帜之下,真正损伤的是谁的利益?!这种缺乏理智情结和客观依据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群体在自激、自渎中不断地泛滥膨胀,对于社会的进步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点则是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这也正是上面所说的传染所造成的结果。2007年5月,一篇题为《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文章,报道了广州种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马病的严重情况,并在后续报道中称这种“香蕉癌症”将给广州、甚至全国的香蕉种植带来“灭顶之灾”。 没想到,这一关于香蕉树常见病的消息,经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各种渠道以讹传讹,最后竟变成了“吃香蕉致癌”这样的恐怖传言。消息、传言、谣言铺天盖地的结果就是:香蕉滞销,蕉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香蕉烂在树上。这个事件中骇人的传播力量,是群体接受过暗示之后所创造的。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当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开始,传染性暗示的过程就开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个体编造的所谓“事实”——“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立刻就被多数人接受。而这种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于感情的宣扬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劣影响。据相关政府部门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3月13日某媒体消息见报后的43天里,广东、海南的蕉农因谣言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7亿元之巨。

  最后一点即第四条造成组织化群体特征的原因,则是笔者的个人总结:在群体中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并且会导致欲望的宣泄。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动中才能找到意义,因此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达的。在群体中个体摆脱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觉到了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强大的力量,人们平日遏制的欲望在群体中大量宣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眼中的网络中的民意,总是充斥着傻气和杀气。似乎打字的键盘至于肾上腺激素紧密相连,网络中的言论与头脑无关。

  这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并非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面临这样的过程。随着中国的不断纳入世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身份敏感性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与中国人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过分自卑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民意狂热的现状,我们应做冷静理性的认识,不应消极悲观,更不应盲目乐观。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从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一种模糊的情绪,(换而言之即一种情绪幻觉)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当这种夸张和单纯的情绪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主宰群体的力量,它对社会的伤害将难以估量。

  笔者惊奇地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是可以复制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抑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现在的处境只是个过渡阶段。虽然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终能走过去。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变化的年代,能够见证这样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点过去。


《乌合之众》读后感

  《乌合之众》读后感2000字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的论断是对的,同时承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是强调“这是人民的选择”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相信的。也许我这种相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性的被绑架的相信。因为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可以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保持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一定保持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美好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接受。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一定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择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非常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的口号做出积极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讨厌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可以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能力。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择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所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必须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因为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普及,高等受教育者会对低等受教育者进行学历歧视。随着社会高等受教育者的比例增高,这个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社会矛盾越大(高等教育者与低等教育者),且会出现越多的不稳定因素(闲置的高等教育组合),且越来越少的实干者(缺少的低等教育者)。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庞勒这个帮助“资本家”剥夺工人学习权利的理论支持最后会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确实就在他的预言下继续前行着……


《乌合之众》读书笔记

  《乌合之众》读书笔记3000字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是朋友推荐一本不厚的书,法国人勒庞写于1894年,一百多年了,仍有人惦记着,这多少使我有了些兴趣。看之前上网查了查一些人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个人说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看着特痛快,我有些犹豫了,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着得多拧巴呀。但还是抑制不住好奇看了,说实话,很晦涩,要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看。抛开政治立场,它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为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打开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只是略读一遍,以后有时间会精读。当然,我会批判继承的啦。

  勒庞写这本书是1894年,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绝不是针对中国,但对理解中国革命有很重要的启示。下面是学生们经常问的几个问题,从大众心理学里也能得到解释

  1、感觉现代人越来越自私自利,道德水平下降了,如果再发生一次战争,还会出现那么多为国流血牺牲的人吗?

  答案是会,因为为国流血牺牲的动力不是私人利益,是群体心理的一个结果。

  下面是勒庞的节选: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2、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何以从知书达理的学生变成了折磨人的恶魔,文革时期民主法律为何受到破坏?

  答:群体的智慧往往低于个人,而且容易偏执、缺乏理性、轻信和残忍。往往超出道德和法律。

  节选【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ofthementaltmityofCrowds)",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用他的话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当然,从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制立场上说,这种在群体中消失了个人利益和目标的人会变成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所谓"法不贪众"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这种有关矛盾心理的论述令弗洛伊德感到亲切)。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后勒庞又补充了与我们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话)。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

  3、革命时期的各种人民群众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发动起来?

  节选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4、我们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喊"社会主义好"等口号和套话。

  (1)套话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像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这些形象不一定随时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活。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它们毫无疑问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②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2)至于为什么不厌其烦,第5个问题中涉及到了.

  5、领袖的作用,如何发动领导群众的?

  领袖不一定是执着,但一定要有简单的信仰。感情和信仰能赢得群众。节选【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

  领袖最初往往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它的使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6,为什么需要信仰?

  可以说,《乌合之众》一书最大的闪光点就在于它摘掉了群体头上那顶天然的理性帽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群体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从群体(集体)迷信的迷雾中走出,重新审视作为社会历史推动力的群体的作用。它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未经启蒙的群体对权威与谎言有着多么深切的迷恋与盲从,而多数人的暴力--即使在民主政体之下--是多么地容易生成。一旦群体走向一条不归路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这种在"崇高"名义下的集体道德跌失是无人能够为其负责的--有谁,或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一个自以为高尚、自以为理由充分的群体呼啸着一往无前地堕落呢?

  我们在此可以联想起发生在中外近现代历史上的数次血腥的群众运动,曾经善良卑微的普通人为捍卫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所采取的恐怖手段。他们往往怀着某种神圣的使命感去奔赴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他们的心态却如同奔赴一场狂欢和盛宴,由此历史上一些一直令我们困惑的行为得到了某种解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真的很害怕群众的激情,坦率地讲,历史上群众盲从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一点也不亚于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那么,作为或多或少地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群体和组织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是否由于文明的进步就已经摆脱了勒庞笔下的个体理性化但群体无意识的宿命呢?我们只消看看法轮功信奉者的痴迷、法国刚刚过去的群体骚乱、伊拉克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数不清的现代球迷、歌迷、影迷的执着和狂热,就不难发现历史上那些在群体中迷失了自我的普通人的影子。看来,现代人依然要时刻警惕和重视那些被不同能量所左右的各类群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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