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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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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读后感3000字

  从《世说新语•任诞卷》中的一个故事说起。

  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服丧期间,出席了司马昭(晋文王)的宴会,在席上吃肉喝酒。

  司隶校尉陈郡何曾(后来位至丞相、太保、郎陵公)就像司马昭提议:鉴于阮籍违反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应该流放,以正风教。

  还好司马昭一向是比较欣赏阮籍的,就庇护了阮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渐渐成了社会上的共识。

  每每在孝礼上,孝子贤孙们“哭”的“表演”,古代还有所谓的守孝制度。其实这些孝子们真心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真正去探究。重要的是大家得按社会上约定俗成的道德形式去做。

  只要在丧礼上、在守孝期“哀毁骨立”,那么大体可以博得个“孝子”的美名。

  看了二十四史很多名人的传记,很多名君、功臣、良将为父母“亲偿汤药”、“亲自侍奉”。其实,这些事照顾人的事,一个丫环足矣,这些君主、大臣、将军,多少军国大事等着他们去办,是否有些不分轻重?如果说亲自照顾父母,还可以在心理上使父母得到极大快慰的话,那么“哀毁骨立”就几乎是纯属作秀了。

  像二十四孝中,大多极感动人,但有些就属于作秀。wwW.330011.COm这里我跑题先对二十四孝吐吐槽。

  ⅰ如上几段所述,汉文帝“亲偿汤药”是一例。

  ⅱ董永“卖身葬父”也是一例。

  不得不说,儒家“慎终追远”的态度,对“孝礼”的偏执,助长了古代厚葬的风气。

  以我的世界观,浅一点说:身体不过一“臭皮囊”而已,死了一把火烧了,让那骨灰随风而逝就好。

  再深一点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肇论》”,道家的庄子和三论宗的僧肇都持相近的观点。这一世的生命终结了,没有必要悲哀。失去的是“我”,却重回自然的怀抱,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光。何哀之有?

  战国时的显学中,墨家也是极力反对厚葬的,也是一处比儒家开明的地方。

  ⅲ有一例情况更为恶劣,东汉丁兰“刻木事亲”的典故。

  丁兰幼年父母双亡,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丁兰便将其妻休弃。

  这则故事透露出三个问题:一、丁兰是个精神病的重症患者,大概是严重的妄想症,有没有到精神分裂的程度我就不清楚了。二、丁兰不尊重女性。三、儒家伦理,有时确实如五四以后所批判的那样,是人吃人的制度。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丁兰这厮岂止不能作为万民敬仰的典型,简直就是反面教材。

  ⅳ东汉末年吴郡陆绩“怀橘遗亲”也是极大的反面教材。这位三国名人陆逊的同族,犯了偷窃之罪,倒是上了二十四孝。这岂不是只要“孝”字当头,就可以去偷、去抢了。

  ⅴ王祥(‘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琅琊王氏一族,官至西晋太尉、太保,其弟是东晋名人王导、王敦的先祖)“卧冰求鲤”的故事,也是非常极端的。这种极端事例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和可效仿性。

  ⅵ吴猛“恣蚊饱血”,孝固然孝矣,可这种行为不得不说是一种傻十三行为。

  ⅶ庾黔娄“尝粪忧心”,这个不说也罢。

  ⅷ虽然从黄庭坚的诗、词来看,是个大大的性情中人,但其“洗涤溺器”的行为本身我也是不认同的。

  归根结蒂,我的人生观认为:子孙们好好地活下去,多散布祖、父辈的基因,活得精彩,活出生命的意义来,更贴近“孝”的实质。

  不需要做很多极端的事,顺其自然地在任何地方过好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孝”。人生之极致,唯“随缘”而已。

  所以,回到开头提到了阮籍照常吃肉喝酒的行为,不仅不是“不孝”,而正是“孝”。

  同见《世说新语•任诞卷》:阮籍为母亲出殡时,阮籍蒸了一头猪,喝了二斗酒,在诀别时只说了一句:“穷矣”(大约可翻译为“完了”之意),然后就口吐鲜血,晕了过去,很久才醒过来。

  真正至情至性之人,大体如此。

  反观何曾之流,言必称“忠、孝”,却是靠着拥护司马氏、背弃旧主曹氏而一步一步往上爬。

  当然,从魏、晋的时代大背景来看,是世家门阀抬头的时期。

  世家领袖河内司马氏的皇位,不仅凭借了司马懿(晋宣王)、司马师(晋景王)、司马昭、司马炎(晋武帝)三世四代君主的武勋,更是通过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送给天下大大小小的世家门阀而换来的。

  而像陈郡何氏、荥阳郑氏、琅琊王氏等世家门阀也是通过拥立新的王朝,来换得更多的世俗权势。

  司马昭向阮籍抛出橄榄枝,向他提亲,屡次容忍他的无礼举动,也是因为陈留阮氏也是世家门阀的一份子。换成个寒门出身的,估计早死了几回了。

  这是整个社会的契约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来评判。

  所以话说回来,阮籍之流,不能说真正的不孝,而是他不符合儒家所定的“孝礼”的标准,所以“不孝”。

  仍是《世说新语•任诞卷》:刘伶个性放达,经常醉酒,有时醉后在屋中脱衣裸形。人们因此讥讽刘伶。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子,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不仅在晋代,在21世纪的第11年,这种行为要放在中国,还是会被抨击,说成神经病也不为怪。

  但是,有病的人真的是刘伶吗?

  是不是只有所谓“正常人”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一般的回答是“是”。

  人类有排他性,会排斥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或事。将精神病人的世界观归类于“变态”或是“病态”,是不是具有真正的合理性?

  其实,都不过是用大多数人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而已。不过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一个方面。

  刘伶醉酒裸身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不过是老子、庄子重自然、齐物我、反璞归真思想的一个实践而已。

  希腊古典时代的美学观点认为:人体是大自然里最美的事物,是人类用以显示自己的自信与自豪的最好载体。因此,当时的希腊人不仅在体育活动中和节日庆典中实行裸体,而且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和赞美人类的裸体。

  这种观念和实践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终结以前(西罗马帝国沦陷以前)。然后基督教在欧洲兴起,从中世纪到19世纪,这种崇尚自然的观念受禁欲主义所压抑。

  20世纪初,人们开始向往和呼吁重返人类的自然状态,这便是“天体运动”。

  不是刘伶太前卫了,而是多数的所谓“正常人”思想陈腐。心中有淫邪欲者,才不敢坦诚相见。当裸体被视为猥亵,性行为被视为淫邪之时,人性遭受压抑,欲念随着压抑而更加炽烈。

  阮籍、稽康、刘伶等人,剥下了礼教的外衣,却展现了至真至诚的真性。

  还是《世说新语•任诞卷》中的两则事例:

  阮籍之嫂回娘家,阮籍与之相见并送别。这不符合儒家礼制。有人因此讥讽阮籍。阮籍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邻居家有个美貌少妇,卖酒为业。阮籍去买酒喝,喝醉了就睡在美貌少妇的旁边。那少妇之夫开始怀疑有JQ,偷偷观察,才确定没事。

  观这两例,唯阮籍的坦荡荡的君子之风,才能留下此流传千古的风流传说。

  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就得了阮籍的神髓,应该是从这两个例子中得到的启发。

  令狐冲有四点类似阮籍。一好酒;二重情;三坦荡;四不慕人间财富、权势。

  世称阮籍为阮步兵,《世说新语•任诞卷》中记载:阮籍之所以主动请求任步兵校尉之职,只是因为步兵校尉的厨房中有存酒数百斛而已。纯粹把官职当成人间游戏而已,归根结蒂仍然是一位隐士。

  不但令狐冲,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也是阮籍之类的人物。甚至曹雪芹本人,号“梦阮”,应是以阮籍自比。

  大凡阮籍、嵇康、刘伶、曹雪芹之流的人物,对俗人的功名利禄心(说好听点,即上进心)不屑一顾,追求地只是精神的超越与自由。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阮籍、嵇康不积极为官,是因为对司马氏政权不满,我却持不同看法。

  因为以阮籍、嵇康的自身个性与精神追求来说,做官根本就是一件无多大意义之事,与曹氏、司马氏无干。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种隐士之流,虽然这从来不是社会中知识精英的主流。

  说了这么多,大约道完了我对阮籍的倾慕之情。但是阮籍之流,可以敬仰,却难以效仿。

  首先是因为阮籍不是俗人,而我们一般人很难免俗。

  《世说新语•任诞卷》中记载:

  阮籍之母丧礼上,河东裴楷(世家名士、八裴之一、时人称之为玉人)前往吊唁。

  阮籍喝醉了,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倒是裴楷开始哭吊。

  有人就问裴楷:“从来吊唁,都是主人先哭,客人再依礼而哭。既然阮籍不哭,你又何必要哭?”

  裴楷则回答:“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可以不遵守礼制。我辈俗人,所以必须依礼约束自己。”

  时人都认为裴楷说得很有道理。

  阮籍放浪不覊,是有他的条件和资本。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汉魏的文坛领袖。陈留阮氏在魏晋虽然不是顶级的门阀,却也至少是次一流的世家大族,魏晋乃至南北朝,多人被列传于正史之中。

  其他类似阮籍的人,大多境遇不好。嵇康以傲丧命。曹雪芹潦倒半生,最终落寞而死。

  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写过“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而今昌明盛世,怎么能够效仿阮籍的种种行为呢?阮籍之行,在晋代,可谓是风流。若发生在今朝,很有可能会被请去看心理医生。

  写这篇时思想比较跳跃,结果出来后非常零乱,大家姑且当作是我的痴言呓语吧。


世说新语读后感

  世说新语读后感2000字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养,也包括人生态、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对佛、道、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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