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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读后感:学会珍惜,懂得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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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读后感:学会珍惜,懂得舍弃

  佚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位痴心的男子为了他心爱的女子寝食难安,连在梦中都想要弹拨琴瑟来亲近她,要敲击钟鼓来让她娱乐。为了这个“求之不得”的女子,痴心男儿饱尝了单恋之苦。

  诗中并未写出那痴心男子之后如何,是继续追求那个不切实际的梦呢,还是脚踏实地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我想此时的他,最应该懂得的是舍弃和珍惜。

  也许你梦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为此你不断努力练习,但因为种种原因你未能如愿。而某一天,当你发现电视中球赛的足球选手都比你年轻,而且你也已经超过了各种足球训练班的报名年龄时,你还会固执地坚守这个梦吗?不会,梦已经醒了,而生活还在继续,你应该学会舍弃,走那条属于你自己的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舍弃意味着从错的道路中退回,而开始一条新的道路,尽管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但这是迈向成功所不可缺少的一步。乔丹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去当一名职业棒球手,但当他发现自己并不属于那里时,他舍弃了棒球,而回到了他真正热爱的篮球上来,从而登上了事业的巅峰。比尔·盖茨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当他发现这对自己的发展并无更大的帮助时,便舍弃了这个令多少人神往的学府,而办起了仅一间办公室的小公司。如今,他已是举世瞩目的世界首富。

  当然,舍弃不应该成为懦弱者的借口。wWW.330011.COM舍弃并不代表轻易放弃。对于能实现的目标,能完成的事,我们不可以因为困难重重而轻易放弃,坚持不意味着往死胡同里钻,对于正确的事,唯有坚持才会成功。何时选择舍弃,何时选择坚持,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这还需要你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切记:该放手时就放手。

  同时,他还应该学会珍惜。也许人的天性都是贪婪的,总是把已得到的东西视作毫无价值,而去追求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到头来只有两手空空。大家都听过小熊吃玉米的故事,贪吃的小熊就是不能好好珍惜已得到的事物,才会到最后什么都吃不到。古话“知足常乐”也许并不完全可取,但它告诉我们珍惜现有的东西,生活才会快乐。

  为什么只有失去时才懂得珍惜,为什么要绕过一个大弯后才会发现原来最好的本来就在你身边。正在追求那虚无缥缈的梦的人啊,为什么不珍惜你美好的现在呢?

  痴心的男子,你学会舍弃和珍惜了吗?也许你会发现身边早已有一段真正属于你的爱情在等待着你了。


《诗经》读后感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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