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读后感作文

　　有喜欢看俄国作品的，建议先看《战争与和平》，然后看《静静的顿河》，再然后看《古拉格群岛》。

　　当然，如果想额外补充一些营养，可以去读波兰的《火与剑》，在那里有哥萨克人的前世。他们向往自由，为了摆脱波兰人的奴役而借师助剿，选择的对象居然是俄国人。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黑色幽默了。

　　从感性的角度讲，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对俄国和俄国人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他们的人民容易伤感、喜怒无常、傲慢和自卑并重、既有托尔斯泰悲悯的灵魂，亦有种族灭绝种种暴行。

　　我们对俄国人的好感，源于本朝体制对苏联帝国的继承和模仿，源于各种各样的故事和民歌，我们愿意相信他们是沧桑的、强大的、深沉厚重的、外表沉默但是内心情感丰富的，事实上俄国人有这样一面。就像日本人的双核一样，他们的确有这样一面。

　　但任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他们是残暴、无信义、侵略成性的。其实，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古代的斯拉夫人变成今天的这种德行，和蒙古人的入侵有极大的关系。鞑靼人在历史对罗斯人造成的伤害与侮辱，成为了俄国人最早的启蒙老师，当罗曼诺夫王朝崛起后，俄国人就用鞑靼人的方式向周边所有的民族输出着伤害。

　　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俄国人就开始了圈地的脚步，沙皇俄国是这样的，红色苏联是这样的，今天的俄罗斯要不是虚弱的头重脚轻，恐怕也还是很想这样干的。

　　而红色帝国苏联的建立，则是泛人类性质的伤害。首先，它推翻的是一个腐败但是温和的封建王朝(说温和是因为，它对各种各样前仆后继的造反者始终是宽容的，这种宽容导致了王朝的崩毁。Www.330011.CoM换个角度看，列宁或者托洛茨基或者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一旦存在于苏联或者我们天朝，早就从肉体被和谐掉了，还会允许你站在广场发动群众?)，建立了和封建王朝相比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恐怖暴政。新的集权统治的特征，请参照乔治.奥威尔的《1984》，那里面有非常形象、具体、生动、裸体的说明。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史诗，也是一个古老的情感丰富、多愁善感而又残暴无比的民族的悲歌。你可以把它解读为俄罗斯人的悲歌、霍霍尔人(乌克兰)的悲歌、哥萨克人的悲歌。在那样一个时代，人是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的。

　　前面有位网友的文章写的好：比战乱和疫病更残酷的，是被逆流的命运裹挟。但是，这恰恰是一个悖论性的话题，自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以来，有哪一代人不会被命运裹挟呢?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的天朝，我们谁又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呢?

　　当然，那位网友说的最到位的一点就是，逆流的命运。马师傅主义的崛起，红色俄国的建立，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逆流。我们看的到，小说里面无论格里高利怎样选择，都必然是错误的，结局都是悲剧的。即使他做出背叛的选择，帮助党和红军去屠杀自己的哥萨克同胞，别忘记，内战结束后的种种运动和大清洗。像托洛茨基这样的红色学长都会被证明是伪君子和阴谋家，那一个前皇俄军战士，哥萨克人格里高利又怎么可能是清白的呢?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只能是悲剧性的命运。人们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按照东方式的观点，这叫宿命。哥萨克人未必懂宿命，他们只知道他们古老和热爱的生活方式，彻底的被改变了。顿河静静流淌，而那些美好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

　　“一纵队行军骑兵从道路右边开上来，越离越近。葛利高里听到了久已熟悉的、哥萨克的一套装备有规律的、和谐的响声。听到了无数马蹄的低沉。同样也很和谐地踏在泥泞的路上的狐卿声。已经开过去了约有两个连了，但是马蹄声一直还在响;看来，大概有一个团正从道旁开过去。忽然在前面，静穆的草原上空，一个领唱的雄壮。粗野的歌声，像鸟一样腾空而起：弟兄们，在卡海申卡河上，在萨拉托夫美丽的草原上……

　　于是几百人雄壮地唱起了占老的哥萨克民歌，唱衬腔的男高音用强有力的、悦耳的声调压下了所有人的声音。这个响亮的、震撼人心的男高音压下越来越弱的低音，还在黑暗中颤抖的时候，领唱的已经又唱了起来：哥萨克——自由的人们世世代代地在那里生活，所有顿河的、山脊的和亚伊克河流域的哥萨克……

　　葛利高里的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突然袭来的哭使他全身都颤抖起来，喉咙痉挛得说不出话来。他吞着眼泪，贪婪地期待着领唱人再开回唱，自己也无声地跟着领唱的人嘟味着从童年就熟悉的歌词：他们的头领——是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他们的大尉——是阿斯塔什卡。拉夫连季耶维奇……

　　歌声刚一响起来，大车上的哥萨克们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沉寂了，也听不到吆喝马的声音了，成千的车辆在一片深沉、敏感的寂静中向前移动着;在领唱的人竭力唱出最初的字句的时候，只听见磷磷的车轮声和马蹄踏在烂泥里的狐卿声。黑乎乎的草原上空只有这只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的民歌在回荡。这只歌用一些朴素、简单的词句，讲述曾经勇敢地打垮沙皇军队的自由哥萨克祖先的业绩;讲述他们怎样驾驶着轻捷的快船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上出没;讲述他们怎样打劫沙皇绘有鹰徽的航船;讲述那些“劫后”商人、贵族和军政长官的狼狈相;讲述被征服的遥远的西伯利亚……自由哥萨克的子孙们在忧郁的沉默中倾听着这雄壮的歌声，他们正在可耻地撤退，他们在这场可耻的、反对俄罗斯人民的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一团人开过去了。唱歌的人追过车队已经走远。但是车队还在像着了魔似的在沉默中走了很久，大车上既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吆喝疲惫了的马匹的声音、而像满潮的顿河河水一样浩荡的歌声，又从远处的黑暗中飘荡、扩散过来。”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红色革命胜利后就会输出革命。再后来，东欧、中亚、我国，无数的格里高利们前仆后继，悲哀的骑墙，被砍掉脑袋或者背叛了做人的尊严苟活。

　　如果没有一次大战和后来的俄国内战，葛里高利很可能会在沙皇的军队里平静的服役，退役后如先辈一般耕耘着自己那些田地、放牧着自己那些牲畜。最大的冒险也许就是和阿克妮西亚私奔到他乡过逍遥的日子。

　　可是命运往往事与愿违，他手上的一切都在被短暂地给予之后而又残酷地剥夺。和那些平凡的或是战死沙场或是死于疫病的哥萨克不同，葛里高利仿佛有一副铁身板，无论敌人的刀枪还是病魔的摧残，丝毫不能把他压垮，他总会一次次地从病床上站起来，重新骑到马背上，挥舞战刀，破阵杀敌。

　　可越是这般英勇不凡的斗士，越要经历更多的不幸，越要承受更多命运的打击。岳父、哥哥、妻子、嫂子、父母、女儿……公墓里一座座新坟见证了这个家庭的一次次不幸，绽放的矢车菊只能让人更加悲哀……

　　葛里高利最大的悲哀也许就源自他的骑墙。

　　在战场上和情场上，是最容易滋生骑墙者的地方。葛里高利就是这样的骑墙者。

　　在战场上，他加入过红军，后又加入叛军，如此反复。乃至有人说他亦正亦邪，殊不知，这样的人物命运才最有看头，一如《碧血剑》里的金蛇郎君。不过葛里高利本性是善良的，即便他在最后加入了福明的匪帮，也依旧希望禁止抢劫的发生。从一战时候驻军波兰希望阻止同袍强奸波兰妇女，到后来加入红军时希望挡住对被俘白卫军的屠杀。之所以说希望，因为那一切终究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葛里高利的努力，就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人只有变得愈发残忍，愈发抛弃良知才能生存，更好地生存。但真正的善良终究无法从这个曾经朴实的人身上完全泯灭，即使在他担任叛军师长，为了哥哥的遇害而报复性屠杀红军俘虏之际，也曾经莫名的良心发现，也许是本性的善良让他找到了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仁慈的理由。但刀锋之上，想要安稳地骑墙，终究不是个容易的事情，红军、白军双方都会戴上有色眼镜，不断从背后眯起眼睛，小心地仔细审视这样的“叛徒”，没有人会去关心你为何会“反正”，大家关心的，只是你“反正”了那么回事，这就是“污点”。就像很多刑满释放的人员，在暴露了自己的服刑经历之后，依旧会遭到很多人的歧视。

　　情场之上，骑墙同样会付出巨大代价。葛里高利和已婚阿克西妮亚有了私情，他可以不畏惧情人丈夫司捷潘的拳头和冷枪，却依旧无法违背父母订下的媒妁。在两个女人中间骑墙，对于葛里高利这样的粗线条的人来说，恐怕比在红军和白军之间骑墙更加为难，毕竟一面是爱情，一面是亲情。当新婚的葛里高利对着他的发妻娜塔莉亚说出“我不爱你”的时候，娜塔莉亚默默地望着夜空，此时的沉默胜过万语千言，更让人感到无尽的苦涩。娜塔莉亚是个内敛贤惠的女人，却也如此痴情，她不惜为了葛里高利这负心汉殉情自杀，最后甚至为了他的婚外情堕胎而死。这便是骑墙的恶果之一了。而阿克西妮亚终究也未能和他双宿双飞，逃亡途中中弹死在了这个心碎男人的怀里。都想保住的结果往往是都保不住。

　　骑墙者为什么要骑墙?很多时候也是处于无奈，或是出于良心的谴责，或是出于情感的爆发，或是出于求生的渴望。有时候，骑墙者一样很可怜，就像那棵风中摇曳的墙头草，不知何时，就会被狂风连根拔起。葛里高利的骑墙就是如此，更多时候是出于无奈，是出于被命运的捉弄之后的无奈。

　　那么不骑墙的所谓“坚定”的人又是如何呢?米什卡.科舍沃伊和米吉卡.科尔舒诺夫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么，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杀人的理由看似不同。实质上二人并无多大差异，都是剪除异己、杀人放火的机器。相比他们，同样毙敌不少的骑墙者葛里高利更像个人，至少他还不会堕落到对老人和妇女下手，也会时常对缴械的敌人报以恻隐之心。

　　然而他的一次次善意并不能换取同等的回报。也许是因为他手上沾了太多红军士卒的血，不但在战场上，即使面对已经转化为平民的葛里高利，红军官兵甚至是他的亲妹夫科舍沃伊都依旧很难放过他。讽刺的是，相比红军的一次次追杀，似乎白军和匪帮对他更为友善一些。

　　也许葛里高利手中锋利的马刀能够一次次准确地削掉敌人的头颅，却终究无法挡住命运的逆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他就像一叶扁舟，总想逆流而上，到头来为了不致倾覆，却不得不随波逐流，被逆流裹挟……

　　被逆流裹挟就能摆脱倾覆的命运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从他反对屠杀俘虏，脱离波乔尔科夫的红军队伍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命运便已然注定。而后的道路，加入红军即便不会被白军杀掉，也会被肃反委员会清洗;加入叛军或者匪帮迟早会被占压倒优势的红军镇压，被肉体消灭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葛里高利偏偏不信命，他一次次走上战场，与其说是和敌人厮杀，不如说是和命运厮杀，不但厮杀是抗争，他从福明的队伍开小差一样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他，这个无数次摆脱死神追捕的人，不甘心就这么窝囊地束手就擒，换言之，他只想活下去。

　　遗憾的是，就算这么简单的要求，命运也不能满足他，他像一只掉入陷阱里的犹斗的困兽，无论怎样挣扎，也难逃最终的宿命，那逆流而后倾覆的宿命，那所有的挣扎和努力，在事后看来，无异于一个个苍白的手势。战乱和疫病都没有摧垮的勇士，最终还是要授首于这逆流的命运。

　　比战乱和疫病更残酷的，是被逆流的命运裹挟。

　　去年年底，俄罗斯多家报纸报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手稿终于找到了。莫斯科的记者列·科洛德内经过数年的追寻发现，手稿在肖氏的挚友库达绍夫远亲的手里。时任总理的普京命令财政部“立即筹款购买手稿”。至此流传了70多年的肖洛霍夫剽窃《静静的顿河》手稿之说不攻自破。就在这一年，俄罗斯的读者将《静静的顿河》推为十大畅销书的榜首。在这个时候来重读《静静的顿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静静的顿河》长期以来被苏联主流批评家阐释为“一部描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诗”，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颂歌。应该说这些批评家们一点没说错。肖洛霍夫自己曾经这样谈论这部小说：在《静静的顿河》中想展示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作品把拥护苏维埃、迈向社会主义称为“伟大的人类真理”。哥萨克经过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确实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无可否认，写这个主题，肖洛霍夫是真诚的，但这里也隐含着他作为一个苏联作家的生存智慧——假如不写这个主题，当时他这样一个20多岁的默默无闻的作家是很难为小说弄到准生证的。米·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等作品的难产和作家本人的厄运就是前车之鉴。与这个主题相适应，肖氏采用了评价人物的历史伦理标准，即凡是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就获得被叙述的权利。

　　但是正统的批评家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静静的顿河》中还有另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魅力”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作家关注的热点。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出这种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力量方面高于周围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里和科晒沃伊同时出现的场面中，在两人的交锋中，叙述者情感距离离前者近，而离后者远。在别的一些场景(比如葛利高里目击的波得捷尔柯夫砍杀柴尔涅曹夫等场面)里，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被叙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这小子却成了叙述的聚焦对象，获得了叙述者的同情。这是因为在这里历史伦理标准被悬置，代之以审美标准。类似的情况在《麦克白斯》等作品中也出现过。对审美价值的张扬，自然凸现了人的价值，也就导致了对残酷行为的绝不宽容。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作家揭露了在其兄被杀后葛利高里命令叛军滥杀俘虏的罪行，也不回避红军中的马尔金、波得捷尔柯夫们的暴行。在肖氏那里似乎有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托尔斯泰的“我必报应”的惩罚力量。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当时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可推掉这差事后，他又能与恋人共享春宵了。对人的关怀就成了贯串这部小说的一条红线。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坚持了一种与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场迥然有别的作家立场。政治家以历史的进步的宏大目标为惟一的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中个人可能成为牺牲品。历史家则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叙述历史。作家立场的实质是关注个体的权利、愿望和追求。麦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妲妮娅之间的亲人仇杀的悲剧、并非事出无因的月申斯克暴动(肖氏对高尔基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双方都不经审判的滥杀俘虏等等，这些同时期别的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历史家被忽略掉的细节，这部小说却大书特书，革命和战争中被牺牲者的声音就这样曲折地传达了出来。

　　其实，对《静静的顿河》有一个不断重读的过程。对主人公葛利高里的评论就有一波三折的戏剧性转折。在作品刚问世的20年代，评论家通常称该形象为“人民的敌人”，50年代又认为他是“反叛者”，或认为他陷入了“历史迷误”，到了80年代他已被推崇为“真理的探索者”。葛利高里评论史中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在我们看来，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评论葛利高里的时候，苏联的评论者们局限于同样的理论思维的框架中。不管是将葛利高里视为“人民的敌人”的批评者，还是将他看成是真理探索者的论者，都只局限在以社会历史价值确定人物的意义。批评家逐渐将葛利高里由人民的敌人变成真理的探索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学价值或审美价值，这仅仅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位声望日隆的肖洛霍夫的招安策略。80年代的批评家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肖洛霍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心爱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还会是坏人吗?于是就有了葛利高里由敌人而变为迷路者，再变为英雄的戏剧性过程。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采用了颇为聪明的写作策略。为了既要说出真理，又要让书能够到达读者手中，也为了保护自己，在作品中容纳了两个声部——胜利者的声部(即前面说到的第一个主题)和无辜受害者的声部。作家采取了将两个声部交织的叙述策略。因为有了胜利者的声部，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他的作品就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吻合;因为包括了无辜受害者的声部，当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中的冤假错案的时候，不能不折服作家在逆境中坚持讲真话的勇气。这是肖洛霍夫的作品能在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群中都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