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之韵，是上古文化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读《史记》之韵，是人格与灵魂的震动！ 读《史记》之韵，是美丽与感动的撞击。 品读史记，其韵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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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读后感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 “（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当然，教无定法，关键是头脑中要有这样的理念。以下所述教学实施方式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了解司马迁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这应是让学生走进《史记》的第一步。然而，在司马迁头上高悬着太多耀眼的光环，“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只能让人心生敬畏，拒之于千里之外。如何将司马迁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知人论世还只是阅读经典的初始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可由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切入，分专题形式阅读《史记》，比如司马迁与旅游等等。每星期设置一个专题，引导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探究，共同完成。或以讲座、座谈的形式邀请《史记》专家、学者前来讲授、交流。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在初步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我们再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的角度解读《史记》，由感性入理性，由表入里，透过字里行间，捕捉其精神内核的层面，挖掘司马迁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等等。《史记》是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是作者情感的喷发，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理应满怀情感去解读。选修课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同学与同学间，学生与老师间，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多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教师的职能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灵魂，在互动的交流中开拓学生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史记》选修课方是生趣盎然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1][2]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有感
文臣乎？武将乎？
——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有感 《史记·萧相国世家》说的是萧何伴随汉高祖左右，为其效犬马之劳终其一生的故事。其中写到汉高祖为群臣排位次的细节，现在读来，让人有寒噤之感。 经历过秦末的腥风血雨，又有楚汉的争锋对决，该是坐下来论功行赏的时候了。此时高祖认为“萧何功最盛，…所食邑多”，而一群武将却不买这个帐。仔细想来，曹参之流，身经百战，冲锋陷阵，要是没有曹参这样的干将，刘邦即使有一百个萧何也成不了大业。而萧何不曾有点点汗马之劳，只会舞文弄墨，凭什么他的功劳就会攀到曹参之流的头上呢？ 试想，如果在楚汉对决时，刘邦说出萧何功劳最大这样话，结局肯定很惨，不用说韩信这样的人立马会占到项羽那边，就连曹参这样的亲信也会觉得靠不住，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转马头了。现在不一样了，消灭了项羽，天下惟刘邦最大，一伙人不再是称兄道弟歃血为盟的关系了，高祖说的话不需要考虑那些武将们的感受了，他欢喜谁就是谁，他爱谁就是谁。 武将们的命运似乎就是这样，在主子需要他们时，他们拼命冲杀，最后功遂建业已立之时，他们的功劳却被轻轻松松的抹去。每个朝代都在上演着这样的不幸，为什么？武将手握重兵，功高盖主，“大哥”如果在论功行赏再给他们予很高的位置，难保哪天他们就给篡夺了，这招谁都得防着点。这手棋下得妙的人有刘邦，分封群臣时抬高文人地位，极力贬低武将功劳，后来还通过吕后、萧何消灭韩信进一步铲除那群武将们的势力，汉景帝承刘邦衣钵，连本族人都不放过，通过平定“七国之乱”，让天下权利集中于皇室。赵匡胤也是一个忽悠武将的能手，他“杯酒释兵权”，还把表情装得很无辜，在酒席间，故意愁眉不展状，石守信一看就是又怕又愁的，武将藏忧的问题一下子就给解决了。赵匡胤算温柔的，狠一点要算朱元璋了。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武将们功高震主，竟制造种种借口，向握有军政大权的元老重臣挥起了屠刀，胡惟庸、蓝玉等等开国功臣都不能幸免，最冤的是徐达，做得忠顺恭谨，让朱元璋找不出错误，还是免不了被赐死。 高祖以猎人和猎狗来比喻文臣和武将的功劳关系，以萧何为人，武将们为狗固然不是对武将们的人格的侮辱，但是在这个比喻中武将们被极度的工具化却是不争的事实。高祖说萧何“功不可忘也”，难道曹参和韩信之流功可忘乎？说到底功可忘不可忘不是在于他们功劳之大小，而在于他们的功劳有没有必要被提及。这就涉及到了萧何之流之所以被重用的原因了。 兵刃交接的战争中，萧何是个谋臣，是个副职。管理国家之时，他被刘邦扶正，究其竟，可能有一下原因：一，通过这一举动表明刘邦不信任武将们的态度，有此举动，武将们便也不敢肆意妄为了；二，通过这些文臣们的文墨功夫和律令制定达到限制武将的势力的目的，在很多时候，文字的力量并不比刀枪小。看看萧何的所为就知道，他真正的本事不大。刘邦是这样为萧何功最盛辩护的，首先他是个谋臣，“发踪指示”，其次，他“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发踪指示”是他本职工作，“举宗数十人皆随我”那是另有隐情的，是刘邦对萧何的胁迫，可见刘邦是为了捧红他而出其辞的。再后来排位次时，刘邦所举萧何功劳也未必多么光耀。刘邦所言萧何之功如“遣军补其处”、“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萧何全关中以待陛下”等功劳要是真与前线将士相比，又何足絮叨。可谓“欲加之功，何患无辞”。 『 1 』『 2 』刘邦果真十分信任萧何之流的文臣吗？帝王对于臣子的信任从来只是处于将来利益需要，而不是过往功劳的惦记，如果谁以功劳自夸，这样的人总会被干得很惨的。刘邦当初在楚汉之争最为艰苦的时间里，他还多次派遣使者慰劳丞相萧何。鲍生对萧何说：“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说白了，就是刘邦怀疑萧何，屡次派人打探，而萧何为了消除刘邦的一律，把自己家族的子孙昆弟都给派上疆场了。而后，汉立国后，刘邦一次一次地怀疑萧何，萧何表现出了很好地孙子态度，为了保全自己，设计把韩信杀了，为了让刘邦放心，他把自己所有家产、资财都献出来分给军士，为了让刘邦对自己彻底无忧，他甚至做毁誉之事——低价甚至赊借买地，一直到把自己搞臭为止。有时，你只能感慨，历史真是一幅充满小丑的图卷，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看看司马迁对萧何的评价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没什么大本事“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奇节（没什么作为）。及汉兴，依日月（指刘邦）之末光”。 看《萧相国世家》的《萧何第一》中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刘邦为萧何“功最盛”正名，功劳评定后，接下来就是排位次的事情了。刘邦决定要压制武将的想法是铁了心的，但是又不好意思把自己意思说破，群臣也装傻，力推曹参位排第一。此时，一个姓鄂的人站出来，替刘邦把想说的话抖落出来，说萧何居功至伟，有万世之功，应该排在第一之类的云云，高祖二话没说，立马就说“善”。这个人据说因为在关键时候揣摩了刘邦的心态，替他说了句话，被封为关内侯（很巧的事，这也似乎没什么本事的人，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也仅只于此）。读到这个细节时，哑然一笑，佩服于关内侯和刘邦的配合之默契，也深感司马迁对历史的敏感程度。 说到底，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不管是君子小人，不管是想要赞誉还是毁誉，只要是想活着都不容易，尤其是为别人活着更难。人们总是要在舞台上刻画一下自己，在别人的舞台上大家都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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