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读后感

　　人物传记读后感3000字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wWw.330011.CoM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人物传记读后感范文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当然，教无定法，关键是头脑中要有这样的理念。以下所述教学实施方式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了解司马迁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这应是让学生走进《史记》的第一步。然而，在司马迁头上高悬着太多耀眼的光环，“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只能让人心生敬畏，拒之于千里之外。如何将司马迁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知人论世还只是阅读经典的初始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可由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切入，分专题形式阅读《史记》，比如司马迁与旅游等等。每星期设置一个专题，引导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探究，共同完成。或以讲座、座谈的形式邀请《史记》专家、学者前来讲授、交流。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在初步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我们再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的角度解读《史记》，由感性入理性，由表入里，透过字里行间，捕捉其精神内核的层面，挖掘司马迁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等等。《史记》是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是作者情感的喷发，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理应满怀情感去解读。选修课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同学与同学间，学生与老师间，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多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教师的职能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灵魂，在互动的交流中开拓学生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史记》选修课方是生趣盎然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永远的丰碑——读《英雄人物》有感

　　读了《英雄人物》这本书，本人领会到是当时中国的落后，和那些英雄儿女们深深的爱国之情。本人不由摸起了胸前的红领巾，由于它是国旗的一角，由于它是英雄儿女们鲜血染红的。

　　《英雄人物》这本书里有很多传奇英烈们，他们饱受困苦，坚持作战，把自己的终身奉献给了祖国，为的是把下一代教育好，把祖国明天建立好。这样的英雄事迹，使本人们想起了本人们那次的队列竞赛。

　　那天，天刚下过雨，操场比拟滑，可本人们还是继续竞赛。这次竞赛，本人们都不怎样有把握，由于平常锻炼的不刻苦，不认真。教师为全班同窗捏了把汗，同窗们心里都很着急。竞赛仍然慌张的持续着，轮到本人们班上场了。本人们都俯首挺胸，气势高扬，口号喊的异常洪亮，响亮。本人们用划一的步伐和认真的态度，赢得了教官们的阵阵的鼓掌声。最终本人们博得了第二名的好成果。

　　严厉请求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才干学好身手，发奋国强，长大才干把祖国建立的愈加强盛，愈加辉煌，这就是本人们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