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读后感

　　先秦只有法家实现了其学说主张，对分裂的乱世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十分有针对性，而且对后世政治影响深远，也是唯一对后世政体有用处的思想。而在战国各国的变法潮流中，只有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商鞅之法在秦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但也正因为商鞅之严刑峻法，治标强而有效，但不治本，在历史上商鞅也落下了个“作法自毙”的难听嘲讽。最典型的“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史记》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个人觉得司马迁的评论这才叫刻薄，别忘了司马迁正是受害于汉所沿秦代之法“宫刑”才愤而著书，每每思及身受宫刑，他自己说“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秦法谁炮制的?商鞅。他能对商鞅有好评价吗?鄙人还认为，以道德来指责或评论政治人物是肤浅的行为，谋略和学说本身无善恶，运用到国家政治中不可简单以道德来评价。

　　商鞅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可贵，主要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则后于世”(《商君书 开塞》)的先进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商鞅很犀利大胆的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变法更礼;他亦认识到每一朝代都各具其时代的政治特点，这些特点主要的决定于当时历史条件;

　　二、人性功利论

　　商鞅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WWW.330011.CoM“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利益，儒家所提倡的礼仪对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论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提供了指导思想，所以后人多简单粗暴的评论其为功利主义。商鞅对人性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我个人倾向是比较认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双刃之“法”

　　在法家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视法律而独成一家。虽也谈术与势，但其法制理论更为细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法能定分”(《商君书 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而反对以私害法，秦法对私斗处分是极严极重的;“法能胜民”(《说民》篇)商鞅明确提出法律是君主权柄(权制断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强制民众和镇压民众。商鞅仅仅把民众看为是肉猪一样的统治对象，并建议“焚诗书”，采取“偶语者弃市、谤者族”的高压苛法，也为秦朝埋下了祸根。后世韩非发展完善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执行彻底愚民，剥夺言论自由;“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为秦始皇焚书提供了理论指导。

　　商鞅的苛法，来自于他对人民道德品质的最恶打算，他认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秦国推行了“轻罪重罚”的主张。“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杀止杀，以暴止暴，这样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现暴政酷刑、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四、耕战之策

　　奖励、以法保障耕与战，其主张接近残酷，但就当时环境来说也是解决分裂，走向一统的最可行措施。这个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商鞅的法治在先秦很有典型性，他提出的“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家中领先历史一步。最后他的以身殉法，在思想史中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痕迹。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不可否认，于自己的学说，他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殉道者;于自己的君主，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喋血忠臣，于自己的时代，他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英雄，值得敬佩。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着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着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又在网上看见所谓品人专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带民族偏见，应当承认康熙雍正强于明朝皇帝，还道历代帝王就属明代最差。事实果真如此吗?若明朝的皇帝个个昏暴懒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来何以维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数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驾驭群臣，稳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仅次于万历?论到康熙雍正的勤政爱民，明太祖八天内批阅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亲历亲为，又哪里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艺术，人尽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奋放在个人奋斗也许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则是政体不健全导致帝王必须亲历亲为的败笔。真正伟大的帝王，如刘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个，但只要具备超凡的凝聚力，却能网罗天下英才尽数为之所用，这才是真帝王。

　　此位专家还颇为喜爱卖弄学识，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称平。上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

　　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如此实用主义的论断自然招致非议。商君此论，将诗书礼乐，天道人伦至于何地?人与野兽何异?可是请仔细想想，身边的事情不够参考就以史为鉴好好照照，人类，尤其是当个别特立独行的人类湮没于滚滚人海之中时，何曾跳出过追逐名利的循环?谈到法律系统，愤世嫉俗一点我甚至能说，法律，尤其是过于宽松的法律，不是给予善类保护，也不是给予恶类警示，而是给予恶类或企图作恶的人类一个公式计算自己如何能通过卑劣行径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边的例子不胜枚举，路上的司机有几个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开到多少时速而不被交警拦截?人类在作为一个整体接受评判的时候，为温饱等基本问题困扰的时候，温饱解决之后思索淫欲的时候，享有荣华富贵却贪心不足的时候，在太多太多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我们就是商鞅笔下的千篇一律。

　　抛开大众定律不谈，特殊如千古赞颂的人物就能逃脱追名逐利的本性吗?未必。读明史认识了方孝儒，那个死忠为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形象，那个宁可被诛十族也拒绝低下高贵头颅的人物，我想没有人会不为之动容。我们唏嘘于方孝儒的坚贞不移和永乐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诛杀女眷无外充官。可是当我们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历史环境来看，贯穿他的一生联系各类事实来看，却又能得出另一种结论。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历史证明朱棣是一个比朱允炆称职百倍的皇帝。此种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节节胜利的时候，方先生正在深宫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复古，研究更改官名，应战不力加上识人不明，此其二过。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时，方先生竟说出诛十族亦何惧的赌气之言，无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门生的性命，所为何来?还是名声。名声他终究是得到了，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丧命的亲友家眷呢，却是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

　　书生误国，看来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想起了建文帝，不知南京城破之时其心境是否与李后主同地异时的心境有着相似之处，附上后主破阵子一首：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 沉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离别歌 垂泪对宫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