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读后感作文

　　导言：

　　尼采《悲剧的诞生》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著作，人们对其进行了多方的解读，或说其实古典学著作，或说其是美学著作，或说其是形而上学著作，具有如此众多的阐释角度，这显然是一部奇书。虽然从字数来说，《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小书，但是从它涵盖的范围和哲学意义来说，这又俨然是一部大书，甚至是巨著，尼采日后的许多重要思想——如“上帝之死”、“超人”、“主人道德”、“权力意志”都发端于本书反复颂扬的“酒神精神”。

　　所以，要说尽《悲剧的诞生》所包含的哲学意义，我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故选取其中一个侧面——即本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进行分析。在我看来，尼采在本书流露出来的对启蒙理性的反抗精神，预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人学转向;而发端于此书的反科学主义主张，则塑造了现代欧陆哲学的基本地貌。

　　一、杀死悲剧的科学主义

　　《悲剧的诞生》是一部探究希腊悲剧起源问题的著作。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尼采却讨论了希腊悲剧最终没落的原因。他认为造成希腊悲剧消亡的是欧里彼得斯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是科学主义扼杀了悲剧精神，这也成了尼采对科学主义的第一个指控。

　　按照尼采的理解，希腊悲剧产生自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这两种二元冲动的结合。阿波罗是造型之神、预言之神、光明之神，表征着个体化的冲动、设立界限的冲动;狄奥尼索斯则是酒神，表征着融合的冲动。Www.330011.cOm展开来说，如果阿波罗，如果阿波罗表征着一种区分的力量，那么狄奥尼索斯就是一种和解的力量。日神精神在希腊悲剧中具体表现为造型艺术，而酒神精神则表现为音乐。歌队，则是使造型艺术与音乐艺术统合在一起的关键。借助歌队，酒神音乐不断向日神形象世界迸发，悲剧从而诞生。

　　而尼采认为，欧里彼得斯对悲剧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将观众和世俗生活带上了舞台，从而严重削弱了歌队的力量。“他把群众带到舞台上，而把那两个观众尊为他的全部艺术的仅有的合格判官和大师。遵从他们的命令和劝告，他把整个感觉、激情和经验的世界，即至今在每次节日演出时作为看不见的歌队被安置在观众席上的这个世界，移入他的舞台主角们的心灵里。” 由于任何平庸大众的口味，艺术的本真性与独立性丧失殆尽了。在原来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悲剧是观众通达存在的中介，凭借悲剧，人能够暂时将声色世界的种种现象暂时地“悬置”，迈向终极的“太一”，洞察人生的真相。而欧里彼得斯的悲剧则纯粹的变成了大众的娱乐消遣，这种悲剧只是大众在现象世界生活的平淡延续，因为，作为冲向本体的酒神精神已经消失得当然无存了。“把那原始的全能的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出去，把悲剧完全和重新建立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基础之上——这就是现在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欧里彼得斯的意图” 尼采在这里提出，希腊悲剧的高贵气质最终毁于向大众的妥协。“然而，‘公众’不过是一句空话，绝无同等的和自足的价值。艺术家凭什么承担义务，要去迎合一种仅仅靠数量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呢?” 我们仿佛看到了他“畜群道德”宰制“主人道德”的理论前奏。

　　艺术的庸俗化使希腊的悲剧衰落了，继而是喜剧的崛起。希腊喜剧的这种蜕变过程仿佛是人类艺术发展的一个微缩历史——艺术的本位性不断丧失，艺术不断地被大众化与商品化。“在一切假艺术那里发生的情况，倾向之急剧衰落……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则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的纽带了。”

　　而尼采认为，欧里彼得斯对悲剧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则是将逻辑思辨的内容注入了悲剧。 “倘若现在全民推究哲理，以前所未闻的精明管理土地、财产和进行诉讼，那么这是他的功劳，是他想人民灌输智慧的结果。” “他一方面尽其所能摆脱酒神因素，而另一方面又无力达到史诗的日神效果。因此，现在为了一般能产生效果，就需要新的刺激手段，这种手段现在不再属于两种仅有的艺术冲动即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的范围。它是冷漠悖理的思考——以取代人身的直观……”

　　如果说艺术因大众力量的注入而走向了庸俗，那么当理性侵入了艺术领域，则会使艺术彻底死亡。艺术本不是理性处理的对象，因为审美思维与艺术思维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维。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就详细考察了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无蔽的状态，是如其所是而显示自身者。进而，海德格尔断定，艺术是真理的发生。 海德格尔清楚认识到艺术真理与理性的真理是绝然不同的，艺术在理性的目光看来是神秘的，而在审美的目光看来又是本真的。就正如艺术观赏者不会去用显微镜去观赏达•芬奇的《蒙罗丽莎》，也不会去用公式去对巴赫的《卡农》旋律进行数学建模，理性的方法不但会使得艺术索然无味，并且会毁掉艺术。

　　在尼采看来，是欧里彼得斯埋下了希腊悲剧毁灭的种子，而真正使悲剧走向万劫不复的是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欧里彼得斯与他(苏格拉底)联盟，敢于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先先驱……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就是一种凶杀的原则。”

　　在《希腊悲剧时期的哲学》中尼采用热烈措词表达了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景仰。在他眼中，那段时期的哲学思想因为未被科学主义所浸淫，故能和当时的希腊悲剧相得益彰，迸发出了超凡的活力。而苏格拉底则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他将哲学等同于纯粹的逻辑推理，将理性真理等同于真理的全部。正因如此，逻辑与理性彻底压制了人的本能，共相的普遍性取代了殊相的差异性，这使得哲学丧失了生气，更使人丧失了生气。“一种越来越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在苏格拉底眼中，只有理性的真，逻辑的真，而不具有艺术的真。“苏格拉底主义正是以此谴责当时的艺术和当时的道德，他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它们，发现它们缺少真知，充满幻觉，由真知的缺乏而推断当时已到荒唐腐败的地步。” “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说明真理……” 这种将理性真理当成是绝对真理，从而无视艺术真理的想法，使苏格拉底压制了自己的本能，原本热爱唱歌的他在接触哲学之后就停止了歌唱。最具悲剧色彩的是，苏格拉底主义侵染了柏拉图，一位天才的诗人。尽管柏拉图也是依据理性法则行事，认为艺术败坏了真理，并在他的对话中公开宣称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一窥他超凡的艺术禀赋。柏拉图的才华可能是希腊艺术在理性束缚之下所闪发出的最后的灵光，“柏拉图的对话犹如一叶扁舟，拯救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他们挤在这弹丸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舵手苏格拉底，现在他们驶入一个新的世界，沿途的梦中景象令人百看不厌。”

　　苏格拉底主义经由柏拉图再传给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尚且会用诗的语言去批判诗的危害，而亚里士多德却在用毫无诗意的论说方式去讲解《诗学》。至此，希腊哲学中残存的艺术气息已经消失殆尽。理性与逻辑已经渗入了哲学家的血液，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中世纪一度沉寂，但在启蒙时代起又再度复兴，并一直蔓延至今。

　　二、掩盖存在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最大弊端是掩盖了人的真实存在。尼采认为，科学主义杀死了悲剧，也就破坏了人赖以生存的根基。事实上，尼采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实则是想为现代人重新建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去看艺术。”

　　从希腊人所讲述的“民间智慧”我们就可以看出，希腊人一早就对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有深刻的洞察。正是因为要克服这个荒诞、无意义的人生，希腊人才创造出了悲剧。他们的艺术的繁荣不是缘于内心的和谐，相反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正是希腊人看清了人生在本质上的悲剧性质，所以他们才迫切地要求用艺术拯救人生。尼采认为，惟有将人生赋予一种艺术的价值，用审美的目光去看待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但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彻底消解了艺术的生存论意义。科学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乐观主义，即认为知识是万能的，人依靠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关生存价值的问题。“苏格拉底时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 “最早表现在苏格拉底人格之中，那是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思想遵循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的深远，还以为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能够修正存在。” 正是这种乐观主义，致使人认为寻觅真理本身就可以为人生提供一个充足的理由，人不再需要艺术去克服人生的虚无。“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不仅能遵循科学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赴死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借知识和理性而免除死亡恐惧的人，其形象是科学大门上的一个盾徽，向每个人提醒科学的使命在于，使人生可以理解并且有充足的理由。”

　　可是，这种理性乐观主义很快就遇到了障碍。启蒙精神高扬理性的旗帜，但就在启蒙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出现了康德的知识论批判，康德充分运用了理性的能力来证明理性的局限性。而到了20世纪，自然科学仿佛赶上了康德的哲学论证，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告了宇宙不断趋向于混乱和热寂，启蒙主义者们原来关于宇宙永动并且符合理性的设想破灭了;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宇宙的非因果性机制，启蒙主义者企图依靠因果链条无限度地认识存在的设想也破灭了;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表明，任何一个包含算术公理的逻辑系统，其完备性不能被证明，这暗示了人类逻辑推理能力存在的固有缺陷。总之，既康德的认识论批判以后，现代科学以各种经验的或先验的证据表明，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存在着根本的局限。

　　发现科学乐观主义宣告破产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骤然面对着一个十分陌生的，完全异己的世界。当苏格拉底宣告“道德即知识”的时候，即将人的存在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虚无主义就注定要侵袭理性世界。即使知识在不断积累，科技在不断进步，人们却未能为道德与信仰找到一个安置点。“上帝死了”，上帝是被人类的理性杀死的。当绝对价值变得模糊不清之时，人的“存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思想家在生与死之间苦苦思索，企图为“存在”寻找出路，而大众则沉沦于日常生活，沉沦于现代的技术带来的便捷与安逸。与其说日常状态为大众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点，还不如说它如帷幕一样掩盖了“存在”，而其后果则是人本真性的丧失。这些非本真的人，在尼采以后的著作中被斥之为“畜群”或“奴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被称为“异化的人”，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被称为“常人”，在马尔库塞那被叫作“单面人”，在萨特那里则被称作“不诚的人”。

　　现代科学呈现出一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图景——混沌，相对，不确定。人们认为科学的最大功用是让世界“去魅”，而这与艺术精神相冲突，因为艺术追求“返魅”。“每当真相被揭露之时，艺术家总是以痴迷的眼光依恋于尚未被揭开的面罩，理论家却欣赏和满足于已被揭开的面罩……” 但人们透过现代科学却认识到，世界依旧魅影重重，这似乎应验了尼采的预言，科学的在其极限之处与艺术相逢了。“科学不断走向自己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必定突变为艺术——原来艺术就是这一力学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

　　结语：

　　正如尼采在书中呼吁让理性的苏格拉底再次歌唱一样，他对科学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他的批判表明，理性思维在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性思维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实则上，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艺术形而上学的构建，以及他开创出来的哲学风格，是对回归诗性思维的呼唤。在尼采眼中，唯有艺术，才能在上帝隐去、信仰没落的现代处境中拯救人类，才能使人类勇敢直面世界的虚无与荒诞，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国家不幸诗家幸

　　——尼采：精彩的生活还是精彩的诗

　　我们常听说诗人自杀，却很少听说戏剧家自杀。这篇文章打算就戏剧家自杀的问题谈一谈。或许有过不少戏剧家自杀，但我不得而知，而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屈原、马雅可夫斯基、海子这些人，这些人也总被冠以诗人的名号。有人可以用“戏剧也属于诗歌”来反驳我。我不准备搬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诗的区分方法 来反驳他，只用简单的归纳就能证明我的观点：在那些可以产生影响的自杀诗人中，是写诗的人多还是写戏的人多?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不牵扯到诗人的自杀，戏剧也还不准备在数量上与诗歌竞争。诗歌与戏剧的关系的确难以界定清楚，否则我亦不会以“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一篇谈论戏剧家的文章的主题，事实上并没有人说过“国家不幸曲家 幸”的话。所以，在写下标题时，我要面临的矛盾就已出现：为何戏剧诗人远不如抒情诗人那样自杀(发疯)频繁?

　　这个问题有些矫揉造作，吹毛求疵，甚至不知好歹的味道，可事实上却令我困惑：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面对的难道是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吗?何以他们在对待生死的方式上如此不同?当然不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上。他们二者唯一的不同(除了个体感情因素之外——而在两类群体的比较中，个体差异可忽略不计)只能是表达方式(抑或进一步而言，思维方式)的不同。

　　尼采与戏剧家和诗人都沾边，他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悲剧的诞生》，而他的所有著作无不是箴言警句，与诗人在形式上无异。这篇文章之所以以尼采为中心，就在于尼采所处的时代可以切实算得上不幸的时代。仅仅提到尼采的发疯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上帝死了”可以算最突出的一个不幸，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理解起来却并非易事。如果将我所了解的西方思想史简而化之 ，我们会始终看到上帝与人的亲近和对峙——即使在“上帝死了”以后仍是如此。“上帝”是一个超感性的形而上存在，是人的理智所无法把握的。人的理智和情感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肉身和理性范围内的“我思”。“我思”一旦问及“偶然”、“善”等事物，则捉襟见肘。康德所做的正是给理性的有效性划定边界，为信仰留出地盘。然而，“我思”却潜藏着危机。

　　在基督时代，人是上帝的作品，因此人是第二性的。但人因偷吃智慧之果而背叛上帝，人类因此跌入原罪之中，耶稣作为肉身带着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类，这个旨意就是爱。但从笛卡尔的“我思”所发展而来的主体意识，却将理性极度膨胀，成为19世纪、20世纪科技大爆炸的嚆矢。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发展成绝对理念，历史发展成为绝对理念的显现过程，历史进程由此“理念”决定，代表它越俎代庖挤占了神的位置。但理性却没有温度，一切血腥成为历史理性车轮必经之途的正当产物。但被驱逐了的神的“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 新的理想是什么?新的理想就是尘世幸福。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和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人类不相信别的，他们只相信自己。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预示堪称洞见，虽然这洞见是苦涩的。这便是“我思”发展而来的危机爆发——现代性。现代性标示着人类主体的全面觉醒，自然已经被征服，工业铁笼进而铸造，景观社会随处可见，网络更是空前诞生。现代性以后的哲学家们像被击碎的神龛，散落一地，各自以各自的碎棱角反射着现代性的昏暗之光。弗洛伊德试图从生物性的无意识来弥补理性无力解决的问题;达尔文亦以实证主义的精神找出了人类的起源;维特根斯坦警告我们“可以言说的都能被言说，不能言说的我们就该沉默”……

　　尼采是这个不幸时代的守夜人。他目睹了上帝的死亡，旧有的价值伦理体系面临崩溃危险。尼采的“强力意志”站出来要独挑大梁，他一手刻画了超人的形象，渴望芸芸众生中能诞生超人来指明人类的前进方向。说这个时代的江山不幸显然体现出我对旧有美好时光的心向往之，可历史上(当然不排除今天)也不乏有人对现代性鼓盆而歌。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之幸”，要求我们个个都要变成冷酷“超人”?放弃爱，放弃同情?罗素就对尼采的这种冷酷产生反感。 不仅如此，韦伯构筑了现代性的大铁笼却毫无回天之术，马尔库塞描述了单向度人最终走向了动物性欲的解放，拉康哲学不是更加悲观么?……如果那些鼓盆而歌的人所说的“江山之幸”也要包括这些，我实在不能接受。或许尼采说的对，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价值崩溃后的人生和世界才有可能被人类脆弱的性格所接受——愈加离奇荒诞，才愈加像一件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

　　江山不幸至于如此，诗家何幸之有?在尼采身上，我们只能找到他论说自己哲学的激情，此外还有什么呢?孱弱的身体，疯狂的晚年，破碎的爱情，孤独的生活，或许他与瓦格纳那段前后不一的友情可以值得称道?当哲学史赋予尼采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是后人对他“幸”的最好阐释?可是我很想知道，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这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尼采快乐不快乐，就像我们可以确认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不经常感到快乐一样。

　　面对同样一个山河破碎的现代性，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有何不同反应? 我认为：戏剧诗人更多的是旁观者，而抒情诗人更多的是剧中人。戏剧诗人想象着如何能将破碎山河中的生之不幸重新展现出来;抒情诗人却无法跳出这破碎山河思考问题，只能与众生共担苦涩，并将这苦涩咽下再吐为抒情之诗。戏剧诗人并不说话，而是让剧中人说话;没有人替抒情诗人说话，抒情诗人只能自说自话。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和奥赛罗都发疯了，但莎士比亚却安度晚年;特里勃列夫开枪自杀，而契诃夫却并没有这么做;周萍也开枪自杀，但曹禺却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现代戏剧诗人……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舞台”指的是一切具有戏剧性因素的表演舞台。戏剧与其他艺术之不同就在于它将世界搬上舞台令人类观看。抒情诗也可以构筑自己的“世界”，所谓“一花一世界”，但那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与舞台上所呈现的“世界”有本质差别。抒情诗世界中的人物至多凝结成一个雕塑般的形象，而戏剧中的人物却像在真实世界中那样生活思考行动着。况且更多抒情诗的追求并非构筑世界，而是“境界”、“意象”等。抒情诗人可以走进戏剧诗人笔下的世界，但却很少听说抒情诗人笔下有戏剧诗人的影子。在能否拉开距离观看世界——无论是美好还是苦涩——这个问题上，戏剧诗人的确要比抒情诗人好那么一些。

　　从情感上，我极愿意将舞台世界就看成生活世界。虽然舞台上的世界和生活世界存在着艺术和真实的差别。“生活中没有悲剧就像采石场里没有雕像一样” 但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戏剧)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戏剧)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着真实。从生活世界到舞台世界之间，无论是“摹仿”、“三一律”、“自然主义”还是“表现主义”，这些手段抓住的一定是世界的本真。成功的戏剧总是让观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本真，因此，面对不幸的时代，抓到的本真只能是“不幸”。

　　假如我们真的将舞台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直接看作生活世界，那么，舞台人物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舞台人物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舞台世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素材比破碎河山中的疯狂生活更符合戏剧性 的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不是被我们誉为经典吗?契诃夫的悲剧也不是经常被人提起吗?还有贝克特、奥尼尔、尤奈斯库，各个都是荒诞世界的戏剧诗人。我们称之佳作的那些戏剧作品都是由我们的不幸构成的!那些斯克里布之所以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描绘这个破碎疯狂的世界。

　　我们把自己的疯狂奉为佳作。这是谁的“幸”?

　　这样看来，戏剧够不够精彩，全要看我们生活是否破碎与疯狂。如果都是陶渊明笔下的“怡然自乐”，还有什么好写的、可写的?如果我们为一部精彩的戏剧演出拍手叫好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为自己的“悲惨”生活喝彩?

　　相较于戏剧诗人，尼采更是一个抒情诗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有情节，但并非戏剧，通篇只是尼采的宣言;《悲剧的诞生》只是一部借戏剧理论论述哲学的作品。他鄙视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从更为早期的希腊先贤那里寻找源泉。酒神是他搬来的救兵，悲剧应该从毫无理性可言的酒神那里诞生，欧里庇德斯笔下的人类理性只会将悲剧精神置于死地!这种勃发的非理性意志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被他发现，《特里斯坦》甚至“超过贝多芬”! 可尼采失败了，价值一如既往的崩溃下去，或许出现过那么几个超人，即使其中还混杂着“希特勒”那样的危险人物……

　　尼采的一生被裹挟入不幸的时代中，他终于疯了。他是一个剧中人而非剧作家，他是一个抒情诗人而非戏剧诗人。假如尼采能够承认自己的生活算不上“幸”，我很想问一问尼采：我们是该选择精彩的生活还是精彩的诗?

　　弗拉基米尔：你本来应该是个诗人。

　　艾斯特拉冈：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手指着他的破烂衣服)这还看不出来吗?

　　——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

　　首先说明一下，这篇不是读后感，充其量是读书笔记。近来越发觉得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厉害(还年轻啊，咋整- -……)，所以很有必要对自己的阅读作些札记，不然以后除了书名外，其余没准都忘个一干二净。而豆瓣的短评有万恶的字数限制，没辙，唯有以书评形式来记录吧。

　　接着说明的是，我不像sloth等，有哲人思维，一直和哲学保持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距离，虽偶有接触，但并不深究，因此文中倘若误解任何哲学概念，实属情理之中，恳请各位见谅：)而对于尼采其人，也知之甚少，印象里是一个疯子，还敢太阳基督，很明显，他已经当自己是太阳了。此前看过他的晚期作品《尼采反瓦格纳》，如今找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看，只是觉得要了解一个人的观点单凭一部作品或者评论家的片言只字，是有失公允的。而他作品里洋溢的某种激情大概是吸引我不惜忍受晦涩而阅读下去的原因吧。

　　关于译本，此前是不知道译林的质量屡受诟病，选择这个版本很大原因只是欣赏装帧的清爽。正式阅读中，像许多读者那样备受串串长句和明显文理不通的表达折磨，不过倘若这是尊重原著的表现，我还是可以体谅的，毕竟本人不精通德文和相信哲学家的思维跳跃性会超出译者的水平。好了，以下的一些总结，纯粹是个人的理解，很有可能大失偏颇，只是便于我个人记忆别无它意。

　　《悲剧的诞生》贯穿全书的是对日神式思维和酒神式思维的思辨。要理解这部著作，核心就是明白尼采对这两种思维的阐述和偏向。日神、酒神，是尼采借用古希腊人的神祗所寓指的观念。尼采大概认为古希腊悲剧是酒神倾向的典型表现，一种从“自我”中解脱出来、让任何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保持沉默的艺术，这种艺术能使人在毁灭中遗失个体的概念，在集体的狂酔渲染中高呼“我们相信永恒的生命”。这种悲剧的魅力源于对生命的忠诚，对原始欲望和恐惧最真切的体悟和承认，悲剧里弥漫的酒神思维让人敢于直视痛苦，并在痛苦中获得快慰。酒神思维是奔放的，狂野的，是一种英雄式的悲壮，如同为人类取火不惜受秃鹰撕啄之苦的普罗米修斯，又如同解开斯芬克斯谜语却难逃弑父娶母命运的俄浦狄斯，他们的个体毁灭的悲剧成就了一种超越个体的壮美。在我看来，尼采早期十分推崇的这种酒神式思维，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哲学观，他反基督束缚反理性主义甚至反知识体系，提倡的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而酒神思维里体现的那种人类深层潜藏并将涌动爆发的激情、欲望、狂放、恐惧、抗争，无一不在他意识中幻化为生命的本质，尼采说“过度显示为真理，矛盾——生于痛苦的极乐，从自然的心底里诉说自我”。

　　因此，日神作为伦理之神，其要求的那种提倡适度和个体界限，并将自高自大和过度视作“怀有敌意的恶魔”的日神式思维，在尼采眼里，成为不折不扣的批驳对象。而诠释日神式思维最好的蓝本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他的哲学追求冷静思索和逻辑辩证，崇尚一切科学的概念和知识，其审美的最高法则是“万物欲成其美，必合情理”。以他思想为代表，尼采总结为人类的理性乐观主义。而苏格拉底宣称“美德即知识;无知才有罪恶;有德者常乐”，则被尼采认为是扼杀悲剧的乐观主义三大基本形式，因为“美德和知识之间、信仰和道德之间，必然有一种必然的、可见的联结”，而悲剧在这种联结中被简化和公式化了。循着尼采的思路，我理解为，日神式思维将人类“打扮”得异常elegant，籍由外化的繁文缛节使人丢弃内在的宣泄，从而接近个体的“伊甸园”。日神式思维强调个体，个体是日神关怀的对象，因此日神倾向美化而非毁灭，是一种乐观主义。

　　然而尼采觉得，这种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是脆弱的。试图通过因果律来探寻万物最内在的本质，注定是一种妄想。我不敢简单地将尼采的这种观点视作不可知论，但明显的是，尼采对知识是不推崇的，对僵死的、机械的一切教条抱有深刻的怀疑，他不认为这些能于痛苦中拯救人类。尼采眼中的悲剧文化恰恰相反，"悲剧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智慧被移到知识的位置上，成为最高目标，它不受知识诱惑误导的欺骗，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世界的总体形象，试图在这总体形象中，以爱的同情感把永恒的痛苦理解为自己的痛苦"。所以当时的尼采，毫不犹豫地视叔本华和康德为英雄，是挑战“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的屠龙者，他狂热地高呼“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者的果敢步伐，他们以高傲的鲁莽，对于所有乐观主义的懦弱教条不屑一顾，以便完全彻底‘坚定的生活’!”

　　带着酒神思维的尼采，在悲剧中发掘出属于他的极乐世界，同时也是他的艺术观。谈尼采，恐怕不能离开艺术这个词。尼采一心想通过艺术来拯救人类，他很早就声称“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的生存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尼采描述的悲剧中的歌者，既是演出的成员，更是演出的唯一真正的“观众”，他将此归纳为戏剧的原始现象：看见自己在自己面前变形，现在举手投足好像真的进入了一个身体，进入了另一个人物。这种膨胀着生命力的演出，无疑给尼采看到希望，他自己早已陶醉在这种“酒神的兴奋”中，他在悲剧里寻找到那近乎迷幻的极乐，他的审美观忽然变得简单至极，他写道：一个人只要有能力不断观看一场生动的游戏，不断在一群幽灵的包围中生活，那他就是诗人;一个人只要感觉到改变自我，有要到别人身体和灵魂中去向外说话的欲望，他就是戏剧家。因此，欧里庇得斯的“非酒神意向”式的悲剧，是无法获得尼采的认同的，这个被视为苏格拉底同盟的人将悲剧效果更换成日神式的戏剧化史诗。尼采说“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会有的一个特征，他对必然的套路几乎藏而不露，让它作为偶然事件出现”，所以他觉得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那种一开始就在主人公自述里就昭示了全剧安排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那种在戏剧中一遇到危难就有“天神解围”的大团圆结局是多么可笑，他不可以接受这种对悲剧的谋杀，他甚至不承认这是艺术。

　　在尼采的艺术世界里，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尼采在书中对音乐的推崇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得强烈。尼采认为，音乐是有别于一切具象的东西及一切概念，尽管概念是直观抽象得来的形式，但尼采依然认为那是“事物上剥下来的外壳”，是外在的、表面的。而音乐，是“最内在、先于一切形态的内核或万物的核心”。这可以解释尼采为何不喜欢后来的歌剧，因为歌剧中言说胜于音乐，从而没有了哀歌式的痛苦，而有苏格拉底式的美好田园诗倾向，所以“歌剧是理论之人的产物，不是艺术家的产物”。在尼采的哲学中，音乐是生命的直接理念。

　　其实尼采的哲学及尼采的观点，我有赞成的部分也有很多不赞成的部分。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在他的书中获得了思考。现实生活中，我可能被一些人认为不乐观，但我依然无法清晰界定什么叫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正如我认为自己倾向日神思维的同时，也向往酒神思维。对于《悲剧的诞生》中关于日神主义和酒神主义揉合的讨论，我是看不懂，也意会不了，所以也不在本文中阐述。但我想，彻底的乐观和彻底的悲观也并不存在，现实中虽然以日神思维作为主旋律，但两种思维其实也是互相影响的。我很欣赏尼采对生命的推崇，对解开束缚的那种狂野的冲动，甚至“自我”于尼采也是狭隘的表现，他宁愿众人都选择在毁灭中接近自然，接近本质。我觉得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这些在都市中过着营营役役生活的人尤其可贵，试问，在精致中漠视，倒不如在粗鄙中狂欢吧?当然，尼采忽略了人乃至生命其实都是复杂的，日神思维对协调人类群体活动至关重要，毕竟，向往太阳，没必要就要奔向太阳吧。所以，中国的中庸论永远都有市场。

　　但是，尼采终归是疯了，对于他这也许是个恰如其分的结局，如同那有着大爱之情为人类采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也许会喜欢这个对他的比喻吧。

　　其实，疯子的世界是不是就一定悲惨呢?只是我们无法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