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悲剧的诞生有感

　　国家不幸诗家幸

　　——尼采：精彩的生活还是精彩的诗

　　我们常听说诗人自杀，却很少听说戏剧家自杀。这篇文章打算就戏剧家自杀的问题谈一谈。或许有过不少戏剧家自杀，但我不得而知，而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屈原、马雅可夫斯基、海子这些人，这些人也总被冠以诗人的名号。有人可以用“戏剧也属于诗歌”来反驳我。我不准备搬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诗的区分方法 来反驳他，只用简单的归纳就能证明我的观点：在那些可以产生影响的自杀诗人中，是写诗的人多还是写戏的人多?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不牵扯到诗人的自杀，戏剧也还不准备在数量上与诗歌竞争。诗歌与戏剧的关系的确难以界定清楚，否则我亦不会以“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一篇谈论戏剧家的文章的主题，事实上并没有人说过“国家不幸曲家 幸”的话。所以，在写下标题时，我要面临的矛盾就已出现：为何戏剧诗人远不如抒情诗人那样自杀(发疯)频繁?

　　这个问题有些矫揉造作，吹毛求疵，甚至不知好歹的味道，可事实上却令我困惑：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面对的难道是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吗?何以他们在对待生死的方式上如此不同?当然不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上。他们二者唯一的不同(除了个体感情因素之外——而在两类群体的比较中，个体差异可忽略不计)只能是表达方式(抑或进一步而言，思维方式)的不同。

　　尼采与戏剧家和诗人都沾边，他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悲剧的诞生》，而他的所有著作无不是箴言警句，与诗人在形式上无异。Www.330011.Com这篇文章之所以以尼采为中心，就在于尼采所处的时代可以切实算得上不幸的时代。仅仅提到尼采的发疯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上帝死了”可以算最突出的一个不幸，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理解起来却并非易事。如果将我所了解的西方思想史简而化之 ，我们会始终看到上帝与人的亲近和对峙——即使在“上帝死了”以后仍是如此。“上帝”是一个超感性的形而上存在，是人的理智所无法把握的。人的理智和情感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肉身和理性范围内的“我思”。“我思”一旦问及“偶然”、“善”等事物，则捉襟见肘。康德所做的正是给理性的有效性划定边界，为信仰留出地盘。然而，“我思”却潜藏着危机。

　　在基督时代，人是上帝的作品，因此人是第二性的。但人因偷吃智慧之果而背叛上帝，人类因此跌入原罪之中，耶稣作为肉身带着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类，这个旨意就是爱。但从笛卡尔的“我思”所发展而来的主体意识，却将理性极度膨胀，成为19世纪、20世纪科技大爆炸的嚆矢。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发展成绝对理念，历史发展成为绝对理念的显现过程，历史进程由此“理念”决定，代表它越俎代庖挤占了神的位置。但理性却没有温度，一切血腥成为历史理性车轮必经之途的正当产物。但被驱逐了的神的“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 新的理想是什么?新的理想就是尘世幸福。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和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人类不相信别的，他们只相信自己。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预示堪称洞见，虽然这洞见是苦涩的。这便是“我思”发展而来的危机爆发——现代性。现代性标示着人类主体的全面觉醒，自然已经被征服，工业铁笼进而铸造，景观社会随处可见，网络更是空前诞生。现代性以后的哲学家们像被击碎的神龛，散落一地，各自以各自的碎棱角反射着现代性的昏暗之光。弗洛伊德试图从生物性的无意识来弥补理性无力解决的问题;达尔文亦以实证主义的精神找出了人类的起源;维特根斯坦警告我们“可以言说的都能被言说，不能言说的我们就该沉默”……

　　尼采是这个不幸时代的守夜人。他目睹了上帝的死亡，旧有的价值伦理体系面临崩溃危险。尼采的“强力意志”站出来要独挑大梁，他一手刻画了超人的形象，渴望芸芸众生中能诞生超人来指明人类的前进方向。说这个时代的江山不幸显然体现出我对旧有美好时光的心向往之，可历史上(当然不排除今天)也不乏有人对现代性鼓盆而歌。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之幸”，要求我们个个都要变成冷酷“超人”?放弃爱，放弃同情?罗素就对尼采的这种冷酷产生反感。 不仅如此，韦伯构筑了现代性的大铁笼却毫无回天之术，马尔库塞描述了单向度人最终走向了动物性欲的解放，拉康哲学不是更加悲观么?……如果那些鼓盆而歌的人所说的“江山之幸”也要包括这些，我实在不能接受。或许尼采说的对，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价值崩溃后的人生和世界才有可能被人类脆弱的性格所接受——愈加离奇荒诞，才愈加像一件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

　　江山不幸至于如此，诗家何幸之有?在尼采身上，我们只能找到他论说自己哲学的激情，此外还有什么呢?孱弱的身体，疯狂的晚年，破碎的爱情，孤独的生活，或许他与瓦格纳那段前后不一的友情可以值得称道?当哲学史赋予尼采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是后人对他“幸”的最好阐释?可是我很想知道，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这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尼采快乐不快乐，就像我们可以确认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不经常感到快乐一样。

　　面对同样一个山河破碎的现代性，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有何不同反应? 我认为：戏剧诗人更多的是旁观者，而抒情诗人更多的是剧中人。戏剧诗人想象着如何能将破碎山河中的生之不幸重新展现出来;抒情诗人却无法跳出这破碎山河思考问题，只能与众生共担苦涩，并将这苦涩咽下再吐为抒情之诗。戏剧诗人并不说话，而是让剧中人说话;没有人替抒情诗人说话，抒情诗人只能自说自话。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和奥赛罗都发疯了，但莎士比亚却安度晚年;特里勃列夫开枪自杀，而契诃夫却并没有这么做;周萍也开枪自杀，但曹禺却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现代戏剧诗人……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舞台”指的是一切具有戏剧性因素的表演舞台。戏剧与其他艺术之不同就在于它将世界搬上舞台令人类观看。抒情诗也可以构筑自己的“世界”，所谓“一花一世界”，但那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与舞台上所呈现的“世界”有本质差别。抒情诗世界中的人物至多凝结成一个雕塑般的形象，而戏剧中的人物却像在真实世界中那样生活思考行动着。况且更多抒情诗的追求并非构筑世界，而是“境界”、“意象”等。抒情诗人可以走进戏剧诗人笔下的世界，但却很少听说抒情诗人笔下有戏剧诗人的影子。在能否拉开距离观看世界——无论是美好还是苦涩——这个问题上，戏剧诗人的确要比抒情诗人好那么一些。

　　从情感上，我极愿意将舞台世界就看成生活世界。虽然舞台上的世界和生活世界存在着艺术和真实的差别。“生活中没有悲剧就像采石场里没有雕像一样” 但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戏剧)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戏剧)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着真实。从生活世界到舞台世界之间，无论是“摹仿”、“三一律”、“自然主义”还是“表现主义”，这些手段抓住的一定是世界的本真。成功的戏剧总是让观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本真，因此，面对不幸的时代，抓到的本真只能是“不幸”。

　　假如我们真的将舞台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直接看作生活世界，那么，舞台人物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舞台人物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舞台世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素材比破碎河山中的疯狂生活更符合戏剧性 的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不是被我们誉为经典吗?契诃夫的悲剧也不是经常被人提起吗?还有贝克特、奥尼尔、尤奈斯库，各个都是荒诞世界的戏剧诗人。我们称之佳作的那些戏剧作品都是由我们的不幸构成的!那些斯克里布之所以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描绘这个破碎疯狂的世界。

　　我们把自己的疯狂奉为佳作。这是谁的“幸”?

　　这样看来，戏剧够不够精彩，全要看我们生活是否破碎与疯狂。如果都是陶渊明笔下的“怡然自乐”，还有什么好写的、可写的?如果我们为一部精彩的戏剧演出拍手叫好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为自己的“悲惨”生活喝彩?

　　相较于戏剧诗人，尼采更是一个抒情诗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有情节，但并非戏剧，通篇只是尼采的宣言;《悲剧的诞生》只是一部借戏剧理论论述哲学的作品。他鄙视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从更为早期的希腊先贤那里寻找源泉。酒神是他搬来的救兵，悲剧应该从毫无理性可言的酒神那里诞生，欧里庇德斯笔下的人类理性只会将悲剧精神置于死地!这种勃发的非理性意志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被他发现，《特里斯坦》甚至“超过贝多芬”! 可尼采失败了，价值一如既往的崩溃下去，或许出现过那么几个超人，即使其中还混杂着“希特勒”那样的危险人物……

　　尼采的一生被裹挟入不幸的时代中，他终于疯了。他是一个剧中人而非剧作家，他是一个抒情诗人而非戏剧诗人。假如尼采能够承认自己的生活算不上“幸”，我很想问一问尼采：我们是该选择精彩的生活还是精彩的诗?

　　弗拉基米尔：你本来应该是个诗人。

　　艾斯特拉冈：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手指着他的破烂衣服)这还看不出来吗?

　　——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

　　日神作为伦理之神，要求他的下属适度，并且为了能遵守适度而要有自知之明。于是除了美的审美必然性以外，又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要求。

　　所以，我们的全部艺术知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完全虚幻的知识，因为我们作为认知者和那本质并非同一体，不相一致，那本质作为那种艺术喜剧的唯一创作者和观众，为自己带来一个永久的享受。只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行为中同那世界原始艺术家相融合，他才知道一点艺术永恒本质的事情。因为在那种状态中，他奇妙地等同于那能转动眼睛观察自己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童话形象。这样，艺术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又是演员，又是观众。

　　知识扼杀行动，让错觉给你蒙上面纱就属于行动——这便是哈姆雷特的教训，不是一天到晚做梦的家伙的那种廉价智慧，这种家伙由于太多的沉思默想，甚至是由于太过错的可能性而无法行动;这不是沉思默想的问题，不!——真正的知识，对可怕真理的洞见，压倒了任何驱使人行动的动机，在哈姆雷特和在酒神之人那里都是一样的情况。现在不再有任何慰藉起作用，对死亡的渴望超越了一个世界，甚至超越了诸神，生存连同它在诸神身上或者在一个不朽的彼岸世界中的熠熠发光的映像一起遭到否定。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占满歌者意识的是意志的主体，即自己的愿望，它经常是一种得到解脱、得到满足的愿望(快乐)，但更经常是一种受阻的愿望(悲哀)，而一贯地，则是内心冲动、激情、激动的心境。然而，伴随着这种心境，同时也因此，歌者通过瞥见周围的自然而意识到他是无意志的纯粹认识的主体，这种认识的牢不可破的、天国般的宁静，从此以后就同始终受限制、总是很可怜的愿望的热切性形成对照。这种对照感、交替作用感原本就是歌的整体中所表现的东西，是一般的构成抒情状态的东西。

　　在这种状态中，纯粹认识仿佛朝我们走来，要把我们从愿望及其热切性中拯救出来：我们俯首从命;但只是在转瞬之间，愿望，那种对我们个人目的的记忆，总是重新把我们从宁静的的观察中拉开;不过，无意志的纯粹认识在其中显现的最近的优美环境也总是一再诱使我们脱离愿望。因此，在歌和抒情情绪之中，愿望(目的的个人兴趣)和对显现的环境的纯粹观望奇特地混合起来：我们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探究和想象。主观情绪，意志的影响，将自己的色彩传给被观望的环境，反过来环境又把它的反射中的色彩传给它自己，真正的歌就是这整个如此混合又如此不一致的心境的再现。

　　语言对思想自由的危险。——每个词都是偏见。

　　不受欢迎的读者。——那些乖巧的读者是如何以肥大而笨拙的灵魂折磨着作者啊，当他们自己和这样的灵魂相撞时，也跌倒在地，而且每次都很疼。

　　我们不要再读人们观察出来他想要做一本书的作者的书，而是只读那种其思想无意间变成一本书的作者的书。

　　最高尚的美德。——在较高级的人类的第一时代，勇敢被视为最高尚的美德，在第二时代是公正，在第三时代是中庸，在第四时代是智慧，被视为最高尚的道德。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你又生活在哪个时代?

　　作为音乐的朋友。——最终我们对音乐有好感，就像我们对月光有好感一样。两者毕竟都不想要排斥太阳，——它们只想要尽可能照亮我们的黑夜。

　　空网之仇。——你要小心提防那些有着那样一种苦涩的渔夫感情的人，这种渔夫在白天辛勤工作后，晚上拖着空网回家。

　　向着光明。——人们渴望光明，不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而是为了更加引人注目。——人们在谁面前引人注目，人们就乐意让谁来当光。

　　不合时宜的观察。——只要你经历了什么事情，你就不得不热衷于经验，闭上眼睛，也就是说，不在其中却成其为观察者。也就是说，这会扰乱我对经验的消化：生活经验倒没有得到，却得了消化不良。

　　深刻与无聊。——在深刻的人那里就像一口深井的情况一样，掉到里面的东西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底部。通常等待得不够长久的旁观者很容易把这样的人看作静止的、僵化的——或者也看作是无聊的。

　　拥有自己的规定价格。——如果一个人想要被人看做和他的实际情况完全一样，他就必须是某种有其规定价格的东西。但是只有平凡的东西才有一个规定价格。因此这种渴望不是明智的，谦虚造成的结果——就是愚蠢的非分之想造成的结果。

　　影子：就像他的影子，他们是这样说的。也许今天跟随你也跟得太长久了?这是最长的一天，可是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尽头了。

　　再有一小会儿的耐心吧。草地是湿的，让我冷得发抖。

　　漫游者：哦，是分手的时候了吗?而我最后不得不还要让你伤心;我已经看到，你在这过程中变得更暗了。

　　影子：我脸红了，而我脸红的颜色就是变暗。我想起来了，我经常像一只狗一样躺在你的脚边，你这时候就——

　　漫游者：我能不能很快地做点什么来让你喜欢呢?你有没有什么愿望?

　　影子：没有，除非是那条懂哲理的“狗”在伟大的亚历山大面前表示的愿望：为我从阳光哪里腾出一点点的地方，我感到太冷了。

　　漫游者：我该做什么?

　　影子：走到这杉木树下，回头朝山那边看;太阳落山了。

　　漫游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真的，人是一条污水河。你必须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脏水河，而不变得不纯。

　　我甚至也不爱你们的庆祝活动：我发现那里有太多演员。甚至观众的举止也经常像演员一样。

　　你们尚未寻找自己：这时，你们却找到了我。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所以所有的信仰才如此微不足道。

　　现在我命令你们失去我，找到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如果你们渴望被提升，你们就看上面。而我则看下面，因为我已经被提升。你们当中有谁既能笑，同时又能被提升呢?谁登上最高的山，谁就嘲笑所有游戏的悲哀和认真的悲哀。”

　　真的，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漫游者的影子、最长的瞬间、最宁静的时刻——一切都在对我说：“这时最合适的时候。”

　　走开吧，你这极乐的时刻!和你一同到来的是一个违背意愿的极乐!我站在这里甘愿接受我最深的痛苦：——你来得不是时候!

　　哦，我的灵魂，我洗去你的小小羞耻心和小角落里的美德，说服你赤身裸体站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有的哭泣不都是抱怨吗?所有的抱怨不都是一种指控吗?”你如是对你自己说，所以你，哦，我的灵魂，你更愿意微笑，而不愿意倾倒出你的痛苦。

　　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哭泣，不愿哭出你紫色的忧郁，那么你将不得不唱歌，哦，我的灵魂!——瞧啊，我自己微笑了，我向你做出如下预言：

　　… …

　　… …

　　哦，人啊，当心了!

　　深沉的午夜在说什么

　　“我睡过了，我睡过了——

　　我从深沉的睡梦中醒来：——

　　世界是深沉的，

　　比白天所想的更深沉——，

　　快乐——比伤心更深沉：

　　痛苦说：逝去吧!

　　可是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

　　——要求深沉、深沉的永恒!”

　　宁愿什么都不知道，也比一知半解好!宁愿作一个自己做主的傻瓜，也不愿意作一个拾人牙慧的智者。

　　啊，世界上哪有比在同情者那里产生过更大的愚蠢?世界上有什么比同情者的愚蠢酿成更多的痛苦?

　　所有那些还没有达到超越同情之上高度的施受者都有祸了!

　　魔鬼曾经对我如是说：“甚至上帝也有他的低语：这就是他对人类的爱。”

　　最近我听见他说了这些话：“上帝死了;上帝死于他对人类的同情。”

　　我要一个人走，这样我周围就会重新明亮。所以我必然还要长久地、快乐地奔忙。可是在晚上，我这里就将——翩翩起舞。

　　可是人类也对自己不能学会遗忘，总是纠缠于过去感到十分惊异：不管他跑得多远、多快，链条总伴随着他奔跑。

　　导言：

　　尼采《悲剧的诞生》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著作，人们对其进行了多方的解读，或说其实古典学著作，或说其是美学著作，或说其是形而上学著作，具有如此众多的阐释角度，这显然是一部奇书。虽然从字数来说，《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小书，但是从它涵盖的范围和哲学意义来说，这又俨然是一部大书，甚至是巨著，尼采日后的许多重要思想——如“上帝之死”、“超人”、“主人道德”、“权力意志”都发端于本书反复颂扬的“酒神精神”。

　　所以，要说尽《悲剧的诞生》所包含的哲学意义，我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故选取其中一个侧面——即本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进行分析。在我看来，尼采在本书流露出来的对启蒙理性的反抗精神，预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人学转向;而发端于此书的反科学主义主张，则塑造了现代欧陆哲学的基本地貌。

　　一、杀死悲剧的科学主义

　　《悲剧的诞生》是一部探究希腊悲剧起源问题的著作。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尼采却讨论了希腊悲剧最终没落的原因。他认为造成希腊悲剧消亡的是欧里彼得斯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是科学主义扼杀了悲剧精神，这也成了尼采对科学主义的第一个指控。

　　按照尼采的理解，希腊悲剧产生自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这两种二元冲动的结合。阿波罗是造型之神、预言之神、光明之神，表征着个体化的冲动、设立界限的冲动;狄奥尼索斯则是酒神，表征着融合的冲动。展开来说，如果阿波罗，如果阿波罗表征着一种区分的力量，那么狄奥尼索斯就是一种和解的力量。日神精神在希腊悲剧中具体表现为造型艺术，而酒神精神则表现为音乐。歌队，则是使造型艺术与音乐艺术统合在一起的关键。借助歌队，酒神音乐不断向日神形象世界迸发，悲剧从而诞生。

　　而尼采认为，欧里彼得斯对悲剧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将观众和世俗生活带上了舞台，从而严重削弱了歌队的力量。“他把群众带到舞台上，而把那两个观众尊为他的全部艺术的仅有的合格判官和大师。遵从他们的命令和劝告，他把整个感觉、激情和经验的世界，即至今在每次节日演出时作为看不见的歌队被安置在观众席上的这个世界，移入他的舞台主角们的心灵里。” 由于任何平庸大众的口味，艺术的本真性与独立性丧失殆尽了。在原来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悲剧是观众通达存在的中介，凭借悲剧，人能够暂时将声色世界的种种现象暂时地“悬置”，迈向终极的“太一”，洞察人生的真相。而欧里彼得斯的悲剧则纯粹的变成了大众的娱乐消遣，这种悲剧只是大众在现象世界生活的平淡延续，因为，作为冲向本体的酒神精神已经消失得当然无存了。“把那原始的全能的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出去，把悲剧完全和重新建立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基础之上——这就是现在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欧里彼得斯的意图” 尼采在这里提出，希腊悲剧的高贵气质最终毁于向大众的妥协。“然而，‘公众’不过是一句空话，绝无同等的和自足的价值。艺术家凭什么承担义务，要去迎合一种仅仅靠数量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呢?” 我们仿佛看到了他“畜群道德”宰制“主人道德”的理论前奏。

　　艺术的庸俗化使希腊的悲剧衰落了，继而是喜剧的崛起。希腊喜剧的这种蜕变过程仿佛是人类艺术发展的一个微缩历史——艺术的本位性不断丧失，艺术不断地被大众化与商品化。“在一切假艺术那里发生的情况，倾向之急剧衰落……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则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的纽带了。”

　　而尼采认为，欧里彼得斯对悲剧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则是将逻辑思辨的内容注入了悲剧。 “倘若现在全民推究哲理，以前所未闻的精明管理土地、财产和进行诉讼，那么这是他的功劳，是他想人民灌输智慧的结果。” “他一方面尽其所能摆脱酒神因素，而另一方面又无力达到史诗的日神效果。因此，现在为了一般能产生效果，就需要新的刺激手段，这种手段现在不再属于两种仅有的艺术冲动即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的范围。它是冷漠悖理的思考——以取代人身的直观……”

　　如果说艺术因大众力量的注入而走向了庸俗，那么当理性侵入了艺术领域，则会使艺术彻底死亡。艺术本不是理性处理的对象，因为审美思维与艺术思维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维。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就详细考察了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无蔽的状态，是如其所是而显示自身者。进而，海德格尔断定，艺术是真理的发生。 海德格尔清楚认识到艺术真理与理性的真理是绝然不同的，艺术在理性的目光看来是神秘的，而在审美的目光看来又是本真的。就正如艺术观赏者不会去用显微镜去观赏达•芬奇的《蒙罗丽莎》，也不会去用公式去对巴赫的《卡农》旋律进行数学建模，理性的方法不但会使得艺术索然无味，并且会毁掉艺术。

　　在尼采看来，是欧里彼得斯埋下了希腊悲剧毁灭的种子，而真正使悲剧走向万劫不复的是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欧里彼得斯与他(苏格拉底)联盟，敢于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先先驱……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就是一种凶杀的原则。”

　　在《希腊悲剧时期的哲学》中尼采用热烈措词表达了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景仰。在他眼中，那段时期的哲学思想因为未被科学主义所浸淫，故能和当时的希腊悲剧相得益彰，迸发出了超凡的活力。而苏格拉底则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他将哲学等同于纯粹的逻辑推理，将理性真理等同于真理的全部。正因如此，逻辑与理性彻底压制了人的本能，共相的普遍性取代了殊相的差异性，这使得哲学丧失了生气，更使人丧失了生气。“一种越来越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在苏格拉底眼中，只有理性的真，逻辑的真，而不具有艺术的真。“苏格拉底主义正是以此谴责当时的艺术和当时的道德，他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它们，发现它们缺少真知，充满幻觉，由真知的缺乏而推断当时已到荒唐腐败的地步。” “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说明真理……” 这种将理性真理当成是绝对真理，从而无视艺术真理的想法，使苏格拉底压制了自己的本能，原本热爱唱歌的他在接触哲学之后就停止了歌唱。最具悲剧色彩的是，苏格拉底主义侵染了柏拉图，一位天才的诗人。尽管柏拉图也是依据理性法则行事，认为艺术败坏了真理，并在他的对话中公开宣称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一窥他超凡的艺术禀赋。柏拉图的才华可能是希腊艺术在理性束缚之下所闪发出的最后的灵光，“柏拉图的对话犹如一叶扁舟，拯救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他们挤在这弹丸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舵手苏格拉底，现在他们驶入一个新的世界，沿途的梦中景象令人百看不厌。”

　　苏格拉底主义经由柏拉图再传给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尚且会用诗的语言去批判诗的危害，而亚里士多德却在用毫无诗意的论说方式去讲解《诗学》。至此，希腊哲学中残存的艺术气息已经消失殆尽。理性与逻辑已经渗入了哲学家的血液，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中世纪一度沉寂，但在启蒙时代起又再度复兴，并一直蔓延至今。

　　二、掩盖存在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最大弊端是掩盖了人的真实存在。尼采认为，科学主义杀死了悲剧，也就破坏了人赖以生存的根基。事实上，尼采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实则是想为现代人重新建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去看艺术。”

　　从希腊人所讲述的“民间智慧”我们就可以看出，希腊人一早就对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有深刻的洞察。正是因为要克服这个荒诞、无意义的人生，希腊人才创造出了悲剧。他们的艺术的繁荣不是缘于内心的和谐，相反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正是希腊人看清了人生在本质上的悲剧性质，所以他们才迫切地要求用艺术拯救人生。尼采认为，惟有将人生赋予一种艺术的价值，用审美的目光去看待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但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彻底消解了艺术的生存论意义。科学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乐观主义，即认为知识是万能的，人依靠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关生存价值的问题。“苏格拉底时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 “最早表现在苏格拉底人格之中，那是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思想遵循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的深远，还以为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能够修正存在。” 正是这种乐观主义，致使人认为寻觅真理本身就可以为人生提供一个充足的理由，人不再需要艺术去克服人生的虚无。“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不仅能遵循科学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赴死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借知识和理性而免除死亡恐惧的人，其形象是科学大门上的一个盾徽，向每个人提醒科学的使命在于，使人生可以理解并且有充足的理由。”

　　可是，这种理性乐观主义很快就遇到了障碍。启蒙精神高扬理性的旗帜，但就在启蒙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出现了康德的知识论批判，康德充分运用了理性的能力来证明理性的局限性。而到了20世纪，自然科学仿佛赶上了康德的哲学论证，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告了宇宙不断趋向于混乱和热寂，启蒙主义者们原来关于宇宙永动并且符合理性的设想破灭了;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宇宙的非因果性机制，启蒙主义者企图依靠因果链条无限度地认识存在的设想也破灭了;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表明，任何一个包含算术公理的逻辑系统，其完备性不能被证明，这暗示了人类逻辑推理能力存在的固有缺陷。总之，既康德的认识论批判以后，现代科学以各种经验的或先验的证据表明，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存在着根本的局限。

　　发现科学乐观主义宣告破产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骤然面对着一个十分陌生的，完全异己的世界。当苏格拉底宣告“道德即知识”的时候，即将人的存在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虚无主义就注定要侵袭理性世界。即使知识在不断积累，科技在不断进步，人们却未能为道德与信仰找到一个安置点。“上帝死了”，上帝是被人类的理性杀死的。当绝对价值变得模糊不清之时，人的“存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思想家在生与死之间苦苦思索，企图为“存在”寻找出路，而大众则沉沦于日常生活，沉沦于现代的技术带来的便捷与安逸。与其说日常状态为大众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点，还不如说它如帷幕一样掩盖了“存在”，而其后果则是人本真性的丧失。这些非本真的人，在尼采以后的著作中被斥之为“畜群”或“奴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被称为“异化的人”，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被称为“常人”，在马尔库塞那被叫作“单面人”，在萨特那里则被称作“不诚的人”。

　　现代科学呈现出一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图景——混沌，相对，不确定。人们认为科学的最大功用是让世界“去魅”，而这与艺术精神相冲突，因为艺术追求“返魅”。“每当真相被揭露之时，艺术家总是以痴迷的眼光依恋于尚未被揭开的面罩，理论家却欣赏和满足于已被揭开的面罩……” 但人们透过现代科学却认识到，世界依旧魅影重重，这似乎应验了尼采的预言，科学的在其极限之处与艺术相逢了。“科学不断走向自己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必定突变为艺术——原来艺术就是这一力学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

　　结语：

　　正如尼采在书中呼吁让理性的苏格拉底再次歌唱一样，他对科学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他的批判表明，理性思维在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性思维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实则上，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艺术形而上学的构建，以及他开创出来的哲学风格，是对回归诗性思维的呼唤。在尼采眼中，唯有艺术，才能在上帝隐去、信仰没落的现代处境中拯救人类，才能使人类勇敢直面世界的虚无与荒诞，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