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大观念的读后感

　　应收录与政治文明

　　建设相应的观念

　　我多次到过深圳，并且亲身参与了深圳的发展历程，跟深圳感情很深。深圳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力挺深圳，力挺广东。

　　我赞同刚才各位专家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不过，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十大观念”中，与政治文明建设相应的观念没有收录进来，只是出现在书的附录中的候选观念30条里。比如第25条候选观念“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另外，现在的十大观念里，个别观念又有交叉重复，比如观念四“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和观念六“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政治文明建设呢?原因有两条：一是从国际局势来看，民主大潮不可阻挡，是世界人心所向;二是从国内来看，今年上半年以来，问责风暴一浪高过一浪，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会到的。国内的民主发展，正以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在进行中。

　　说到政治文明建设，深圳有辉煌的轨迹，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政治文明的内容很多，今天只说说深圳在宽容多元、监督问责、公开透明方面，有过非常突出的探索，引领全国。比如1985年2月5日，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在讲话中鼓励本地区的报纸要敢于批评。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要拿自己开刀”。wWW.330011.COm在袁庚的鼓励下，当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就发表了《该尊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报纸主编有点紧张，提出送给袁庚审，袁庚回答说不用送审。但是主编心里还是不踏实，趁着袁庚出去办事，把报纸大样放到袁庚的办公桌上。袁庚回来看过之后说：“一个字不要改，就这样。”结果就这样发表了。198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袁庚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说到监督问责，还有一个例子。深圳的一个公司经理吴君亮和他的团队从2008年起，锲而不舍地向国内一些城市和一些中央部委提出公开财政预算的要求。最后在广东省委领导支持下，广州市政府于2009年10月公布了财政预算，这是全国第一遭。在广州市带动下，在中央领导支持下，我们终于在2011年看到了96个中央部委和少数大城市的财政预算。虽然这些预算的线条还很粗，但毕竟是一大进步。财政公开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深圳人敢吃螃蟹的精神了不得。

　　再看宽容多元。有一件事是我亲自参与的。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会上，蛇口青年就“来深圳是不是为了淘金”的问题，与专家展开了争论。当时一位专家很生气，质问这位发言的青年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事后，专家还写了内部材料指控发言的青年人有严重思想问题，给蛇口青年人造成了很大压力。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此际，袁庚挺身而出，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应该允许青年人有平等讨论发言的权利，袁庚还明确表达了“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这一观念，再度轰动全国。当年《人民日报》自8月8日开始，在第三版开辟专栏《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讨论蛇口风波。我当时负责编辑这个专栏，在连续一个多月的专栏讨论中支持了蛇口青年。随后，我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并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

　　这都是深圳改革开放史上的著名篇章，也是深圳精神成长史的精髓所在。

　　另外，深圳市政府在2008年公布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提出了要划清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的边界，在党内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区长实行差额选举，条件成熟时实行市长差额选举等20条重大改革措施，成为当时地方体制改革方案中力度最大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深圳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所以我希望“深圳观念”的升级版能把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也纳入进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深圳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标本性城市，经历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之路。是什么东西让它像一个城市呢?就是文化。2003年，深圳提出“文化立市”，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战略性决策。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意味着什么?没有共同的文化。一群没有共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是一个共同体，而像一袋土豆装在麻袋里一样。你只有塑造出一种共同的文化，才有可能让四面八方来这里的人形成一个市民共同体。因为，大家共同分享着一些价值、信念，还有生活方式。文化构成了深圳的灵魂，这个灵魂把喧嚣的、活跃的个体组合成了一个有自身生命的存在物。所以我觉得，“文化立市”是深圳要比中国其他大都市都伟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十大观念”的排列次序很有意思，它把读书放在文化之前。确实，读书才有文化，不读书就没有文化。但是，这只是第一个层次的文化自觉，我还想谈的另一个层次的文化自觉。那就是说，什么文化?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大概从深圳提出“文化立市”那个时候起，我比较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我注意到，深圳讲的“文化立市”，比较偏重于人的现代化，而我们要引入现代化的观念，一般都会把眼光投向西方。在这里，就涉及文化主体性意识自觉的问题。

　　拿深圳跟香港作一个对比，也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历了100多年殖民地历史的香港，中国文化的成分大概比深圳还要多。香港台面上的文化，好像都相当现代，甚至西方化，但背后的支撑却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这就构成一个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深圳自己造成的，而是中国过去100年发展过程造成的大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城市，深圳理应承担起率先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觉的责任。深圳在这一点上其实有更好的条件。因为，深圳文化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大概比除北京外的其他地方都要高。深圳人口的教育水准，还有民众的理解力、创新精神，恐怕是最高的。而创新绝不表现在往前，还表现在往后，在中国文化遭遇了百年破坏之后，恢复才是最大的创新。

　　我希望，深圳文化是有根底的，而不是虚浮的。如何在深圳的文化构建过程中，让中国文化之根扎下来，这是深圳作为中国的一个范本城市可以承担的，也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深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绝不是多挣点钱的问题，而是文明复兴的伟大使命。文明的复兴，要求我们面对中国的传统，因为这才是我们的文明。现在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的，那么，“中国的”是什么?当然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所创造，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子、王阳明等先贤所传承的文化、智慧。现在各个方面强调比较多的是西方现代文化。这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激活传统，让它参与到新的深圳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去。

　　深圳的“文化立市”战略中也强调，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我认为，政府也可以适当地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一些合理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制定一个更为详细的策略，比如，在各种读书活动中，引导大家阅读一些中国的经典，比如《诗经》、《论语》。读诗可以让人温柔敦厚，仪态优雅，可以培养具有仁者之心的公民。传统在过去遭受了太多的摧残，传统重新回归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助于培养一个好人，也有助于培养一个好公民，同样有助于建设一个好的深圳。儒家的经典教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做好人，做好事，做一个好的公民。

　　《深圳十大观念》一书生动地反映了深圳的发展史、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解放思想，解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经过30多年以后，我们更要重温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我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经济上没有奇迹，只有逻辑。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束缚了社会的活力，束缚了生产力，束缚了人的思想，与旧体制相适应的苏联的价值形态，也长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谓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指要破除长期禁锢中国发展的旧体制和禁锢人们头脑的僵化、落后的观念。所以，“十大观念”所反映出来的观念变革，的确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发展的生动实践过程。

　　这本书的出版对当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目前在现实中存在一种危险，就是由于不能够正确观察、分析和处理现实当中的矛盾和问题，导致在这些问题面前和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面前，容易错误地提出问题。不是用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精神状态去解决问题，而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怀念旧的时代、旧的体制，试图用旧体制的办法来应对现在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一些主张倒退的思潮，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提出质疑的思潮等，都说明这些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而面对这种危险，又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对它持一种暧昧式的态度，任凭这种现象蔓延。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一定不能够维护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也一定不能够维护中国发展的大局。因此，在这样的时候，认真地重温中国改革开放史，真正深刻理解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本书和其他很多很好的书一样，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也就是这本书最大的现实意义。

　　再讲一点，关于观念的变革问题。在深圳发展的实践当中形成的这些观念，集中起来就是现代文明观念，它反映了现代文明的理念和价值。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进程，深圳仍然可以起到改革开放先头部队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权利的观念。为此，一定要破除根深蒂固的权势意识，因为中国从古到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只有权势意识而没有权利观念。今天我们要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基础、核心就是要树立起这样一个现代文明当中的权利观念，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就是要认真推进法制化进程。所以确立权利观念，推进法制化进程，在我看来是目前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交汇点，是一个共同的基础。改革开放怎么深化，我想应当从这个方向去深化。

　　30多年来，一方面我们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冷静思考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的体制成果实际上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市场经济基本形式、架构有了，但是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机制在要素市场上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真正控制资源、支配要素的主要还是行政力量，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越来越在半途上有固化为一种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的可能，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如果这种状况固定下去，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半途而废，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和前面我说的主张倒退的思潮和闹剧式的现象是共同的逻辑造成的。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危险，真正推进中国的改革，我想现在就要从社会体制改革促进法制化进程。而法制化进程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以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确立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是官员、老百姓自己，还是知识分子，都要有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