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

　　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名篇《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八年了。而在很多文章中都经常引用她的其中的论述，八年的时间，却依然与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迷像具有极强的对照性。

　　《现代化的陷阱》开篇即指出：“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当今温总理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背景下，是否能看出这种滞后效应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反射呢?如果这种滞后所带来的破坏仅仅是经济上的，或许还有补救的可能，可是一旦破坏深入到人心，“哀莫大于心死”。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而这一逻辑演绎到社会和政治中去，其结果很可怕!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甚至是劣币比良币还要坚挺)，就会群起仿效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前市场经济的伦理比较脆弱，随着“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用“解放思想”彻底大破。文章从四个方面:“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重建工作保障问题与收入分配的激励问题”作为切入点，指出这些问题是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却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权力干预市场所导致的。从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来看，恰恰是权力最容易插手的市场领域，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整个市场的运作规则，整个市场的法治和人伦基础也被大规模破坏。WwW.330011.Com人心浮动，没有了信念，人就象立于沙滩，无根无据，我认为现阶段引导人们走入内心宁静远比增几点GDP来得重要。

　　书中从学理上分析：“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所谓这种“政治体制承受力”，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掌控这一意识形态的食利阶层最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合理社会的经典模型，“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信服”。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混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何清涟女士这样认为。我想大破必须大立。当代中国已在“深水区”改革的今天，同时注重民众的素质教育，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德行信仰，树立民族自豪感已经迫在眉捷!

　　真的没有想到，作者1996年写的著作，我竟然在10年以后才读到它。这真让人有一种难以述说的感受。一是难堪，在今天我认为是一本好书，然而，这样一本好书，我却在10年后才读到它;二是激动，在现今这个金钱与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很难发现这样的好书了。学者们的良心与责任都被市场经济泯灭了。三是感叹自己的学习能力太差。自己读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本来就应该博览群书，可悲的是，现在的我才找到了那么一点学习的感觉，那么一点读书的冲动，可能是自己成熟的太晚吧!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四是感叹作者的文采与犀利的目光;也感叹作者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良知。的确，在这样的年代，多数学者都在为时代歌功颂德，许多读书人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现象中找不着北，鲜有发自内心的、异于常人，而又能拨云见日、一针见血地指明事实真相的好文章。今天，我能读到这样的文章，是我的大幸。一直以来，都还认为自己的知识还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还比较深刻，在作者发自肺腑的文字面前，我哑然失色，顿感汗颜，虽然是六月天，仍然真实的感觉到脊梁上的冰凉和内心的惶恐不安。

　　书读的越多，越是觉得自己的无知，越是觉得自己浅薄，越是对教科书中的东西觉得可疑。早些年从教科书中得到的自豪感，越来越禁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不禁反思：是教科书欺骗了我，愚弄了我，还是自己真的在成长，在用自己的脑袋分析社会，看待事物，辨别是非与真善美丑?我想，教科书应该不会骗我们这些学子，因为这是全国统一发行的，它应该不会错，否则，如果有错的话，早就有人举报了。但仔细一想，没有错，就代表一定正确吗?就一定经得起推敲吗?教科书没有错，因为它给学子的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不论这个答案正确与否，它都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传播，这样，即使一个错误的结论，经过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它也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人会去怀疑它。既然没有人怀疑，那它就是正确的。但是，时代的进步就是这样的，总有那么几个人，能洞悉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言论让我们觉得事情或许还需要研究，而不是毫不怀疑的予以接受。这样的人，肯定是大智者，而这样的人，又实在是很少。

　　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多半不会思考，缺乏怀疑精神。很庆幸自己能读到一些大智者的著作，他们让我清醒，促我反思。我个人认为，教科书与大智者的著作之间的区别有两个区别，一是，前者无论有多少个版本，其内容都是一样的，永远都在说着同样的话;而后者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都不会有相同的内容。二是，教科书永远都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学者的著作永远不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启发我们自己去发现“是什么”。社会缺少的是后者，催人反思的是后者，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的还是后者。

　　读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一书时，正好因别的缘故，重新将前些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大部分文章翻检一过，两相比照，不禁很有些感慨。

　　现代化在中国的启动，和充满启蒙意识和救世情怀的知识分子的鼓吹推进是分不开的。但在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后，人们的关注焦点从精神转向物质，知识分子受到了冷遇。这当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不成熟所致。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自然不得不调适自己的位置，取向无非消极积极两途。消极的呢遁入书斋潜心学问，“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积极的则可以根据当下社会的状态，以专家身份发表言论，“展经纶于乱世兮，开创镃基”。然而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态似乎有些失衡，无法在商品社会得利的自卑情结，和怀念往日精神导师地位的自恋情结并集于一身。“人文精神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这种不满心态的爆发性释放。在逾百篇的讨论文章中，疾呼“人文危机”者有之，笑谈“躲避崇高”者有之，提倡宽容中庸者亦有之，只是我很少听见这样一个问题：“人文知识分子能为当下社会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型后，人文知识分子怎样重建与现世社会的联系?

　　自从“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价值的平面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后，我们已经久没有听见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了。知识分子在研究学问时自应恪守韦伯所谓“价值中立”，发言时也须讲求“学科规范”，不好再像80年代那样仗着一股激情指点江山。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若还是对种种的腐败、丑恶、不公视若无睹，置若罔闻，那末康德所言的“道德法则”又在何处呢?我还记得逝世快一年的作家王小波有一篇文章，肯定他自己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自认能够“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为了将他的思考所得告诉大家，他放下了他钟爱的小说之笔，用心创作杂文。我觉得他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

　　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还有，如何清涟。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前言结语中反复强调，她写本书旨在“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要为“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它应有的良知。许明在《主编手记》中也指出“本书的一个基本立意是呼唤市场机制中的人文关怀”。因之，在全书对中国经济社会十个方面条分缕析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时时在批判官员、“内部人”的腐败行径以及社会性的伦理失范，呼吁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而且处处不吝篇幅地对流行一时的“腐败有利论”、“高薪养廉论”进行指谬。她试图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运作之所以失常，之所以带来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其病根深植于非经济领域。由于中国未能提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人文环境，经济改革的阿波罗神箭将无法射中“发达国家”的标的。因此在作者心目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而“鉴于经济学者在社会公共话语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研究和呼吁，将会对社会经济伦理的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这正是在中国已成为“显学”的经济学所不屑也不愿为之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学界，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推衍和为现行政策作牵强的辩护，“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仅为经济学界敲响警钟，更值得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反省。健全的现代社会理应逐渐形成公众、政府、知识分子共存互动的良性机制，政府是执行者，公众则作为立法者和监督者存在，而知识分子担任的是批评者的角色。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界定“知识分子”的定义为“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字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在社会运作过程中的沉默不语或随声附和，都意味着批评者的缺席，意味着社会互动机制失去弹性，巨大的危机将在政府官员的肆无忌惮和公众的忍无可忍中悄悄降临。

　　在中国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十数年内，经济方面的失误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不可谓不强，其影响不可谓不烈，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崩坍不可谓不快，震动不可谓不巨，而社会上却几乎听不见知识分子警诫的声音。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苛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只是觉得知识分子不能将保持沉默的原因全部推给“严酷的外部环境”。当然，无可否认，知识分子与社会沟通的管道存在着障碍。但是不少知识分子太斤斤于圈子内的论争，太迷恋于本学科的内战，顾不上冷静地分析社会，客观地提供意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本身确实必须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状况，引回人文关怀，人文学科又该如何呢?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初的出发点是针对风行社会的拜物主义和价值失范，是要求人文学者为社会环境的健全尽一分力，后来却演变成了“学统”与“道统”的正名之争，“抵抗投降”和“提倡宽容”的姿态之争，“后现代”和“新人文”的话语权力之争。据说连张贤亮那样的聪明人都大叫“看不懂”，这些话题和平民百姓的生活体验似乎是隔得太远了些。争论者似乎忘了朱学勤在一开始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中就阐明了的 “人文精神的实践性”：“一个人文学者，不仅要把人文学科内课题做好、做扎实，还要关注现实、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只愿回答过去，是学者，但不是人文学者。只有始终回答今天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人文学者。”

　　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1)知识分子，不论学科，在保证公平和正义的前提下，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确定自己的发言立场;(2)知识分子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垂注和关怀，保持“学者的人间情怀”，套用一句被引用过多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要贴着粗糙的地面运行，而不是在半空中跳舞。”

　　何清涟早已声明：《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因此书中不使用“纯学术语言”。我庆幸于自己能看懂这本振聋发聩的书，更庆幸于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葆有人文精神的学者怎样将其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并且面对公众发出了充满良知的声音。这本书的难得，在于它一方面与人云亦云、趋世附势的“伪经济学”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为人文精神如何切实地溶入社会，发挥作用，而不至于成为“圈子里”凌空蹈虚的口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大概会记得这个故事：伏尔泰正在他流亡瑞士时的寓所里写作关于批判专制政府的论文。这时他看见窗外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贵族的马车撞倒了一位过路的穷妇人。他马上冲出房间，对伤者进行救治，指责马车主人的不义并要求他赔偿。很明显，如果伏尔泰不冲出房间，只是漠然看上一眼，继续伏案写他的惊世巨著，那么不管他对后世造成了多么伟大的影响，他都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学者，那只是一个以思想为职业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