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陷阱读书笔记

　　读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一书时，正好因别的缘故，重新将前些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大部分文章翻检一过，两相比照，不禁很有些感慨。

　　现代化在中国的启动，和充满启蒙意识和救世情怀的知识分子的鼓吹推进是分不开的。但在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后，人们的关注焦点从精神转向物质，知识分子受到了冷遇。这当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不成熟所致。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自然不得不调适自己的位置，取向无非消极积极两途。消极的呢遁入书斋潜心学问，“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积极的则可以根据当下社会的状态，以专家身份发表言论，“展经纶于乱世兮，开创镃基”。然而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态似乎有些失衡，无法在商品社会得利的自卑情结，和怀念往日精神导师地位的自恋情结并集于一身。“人文精神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这种不满心态的爆发性释放。在逾百篇的讨论文章中，疾呼“人文危机”者有之，笑谈“躲避崇高”者有之，提倡宽容中庸者亦有之，只是我很少听见这样一个问题：“人文知识分子能为当下社会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型后，人文知识分子怎样重建与现世社会的联系?

　　自从“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价值的平面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后，我们已经久没有听见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了。Www.330011.CoM知识分子在研究学问时自应恪守韦伯所谓“价值中立”，发言时也须讲求“学科规范”，不好再像80年代那样仗着一股激情指点江山。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若还是对种种的腐败、丑恶、不公视若无睹，置若罔闻，那末康德所言的“道德法则”又在何处呢?我还记得逝世快一年的作家王小波有一篇文章，肯定他自己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自认能够“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为了将他的思考所得告诉大家，他放下了他钟爱的小说之笔，用心创作杂文。我觉得他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

　　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还有，如何清涟。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前言结语中反复强调，她写本书旨在“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要为“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它应有的良知。许明在《主编手记》中也指出“本书的一个基本立意是呼唤市场机制中的人文关怀”。因之，在全书对中国经济社会十个方面条分缕析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时时在批判官员、“内部人”的腐败行径以及社会性的伦理失范，呼吁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而且处处不吝篇幅地对流行一时的“腐败有利论”、“高薪养廉论”进行指谬。她试图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运作之所以失常，之所以带来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其病根深植于非经济领域。由于中国未能提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人文环境，经济改革的阿波罗神箭将无法射中“发达国家”的标的。因此在作者心目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而“鉴于经济学者在社会公共话语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研究和呼吁，将会对社会经济伦理的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这正是在中国已成为“显学”的经济学所不屑也不愿为之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学界，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推衍和为现行政策作牵强的辩护，“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仅为经济学界敲响警钟，更值得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反省。健全的现代社会理应逐渐形成公众、政府、知识分子共存互动的良性机制，政府是执行者，公众则作为立法者和监督者存在，而知识分子担任的是批评者的角色。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界定“知识分子”的定义为“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字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在社会运作过程中的沉默不语或随声附和，都意味着批评者的缺席，意味着社会互动机制失去弹性，巨大的危机将在政府官员的肆无忌惮和公众的忍无可忍中悄悄降临。

　　在中国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十数年内，经济方面的失误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不可谓不强，其影响不可谓不烈，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崩坍不可谓不快，震动不可谓不巨，而社会上却几乎听不见知识分子警诫的声音。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苛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只是觉得知识分子不能将保持沉默的原因全部推给“严酷的外部环境”。当然，无可否认，知识分子与社会沟通的管道存在着障碍。但是不少知识分子太斤斤于圈子内的论争，太迷恋于本学科的内战，顾不上冷静地分析社会，客观地提供意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本身确实必须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状况，引回人文关怀，人文学科又该如何呢?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初的出发点是针对风行社会的拜物主义和价值失范，是要求人文学者为社会环境的健全尽一分力，后来却演变成了“学统”与“道统”的正名之争，“抵抗投降”和“提倡宽容”的姿态之争，“后现代”和“新人文”的话语权力之争。据说连张贤亮那样的聪明人都大叫“看不懂”，这些话题和平民百姓的生活体验似乎是隔得太远了些。争论者似乎忘了朱学勤在一开始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中就阐明了的 “人文精神的实践性”：“一个人文学者，不仅要把人文学科内课题做好、做扎实，还要关注现实、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只愿回答过去，是学者，但不是人文学者。只有始终回答今天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人文学者。”

　　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1)知识分子，不论学科，在保证公平和正义的前提下，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确定自己的发言立场;(2)知识分子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垂注和关怀，保持“学者的人间情怀”，套用一句被引用过多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要贴着粗糙的地面运行，而不是在半空中跳舞。”

　　何清涟早已声明：《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因此书中不使用“纯学术语言”。我庆幸于自己能看懂这本振聋发聩的书，更庆幸于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葆有人文精神的学者怎样将其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并且面对公众发出了充满良知的声音。这本书的难得，在于它一方面与人云亦云、趋世附势的“伪经济学”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为人文精神如何切实地溶入社会，发挥作用，而不至于成为“圈子里”凌空蹈虚的口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大概会记得这个故事：伏尔泰正在他流亡瑞士时的寓所里写作关于批判专制政府的论文。这时他看见窗外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贵族的马车撞倒了一位过路的穷妇人。他马上冲出房间，对伤者进行救治，指责马车主人的不义并要求他赔偿。很明显，如果伏尔泰不冲出房间，只是漠然看上一眼，继续伏案写他的惊世巨著，那么不管他对后世造成了多么伟大的影响，他都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学者，那只是一个以思想为职业的庸人。

　　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名篇《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八年了。而在很多文章中都经常引用她的其中的论述，八年的时间，却依然与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迷像具有极强的对照性。

　　《现代化的陷阱》开篇即指出：“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当今温总理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背景下，是否能看出这种滞后效应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反射呢?如果这种滞后所带来的破坏仅仅是经济上的，或许还有补救的可能，可是一旦破坏深入到人心，“哀莫大于心死”。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而这一逻辑演绎到社会和政治中去，其结果很可怕!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甚至是劣币比良币还要坚挺)，就会群起仿效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前市场经济的伦理比较脆弱，随着“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用“解放思想”彻底大破。文章从四个方面:“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重建工作保障问题与收入分配的激励问题”作为切入点，指出这些问题是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却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权力干预市场所导致的。从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来看，恰恰是权力最容易插手的市场领域，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整个市场的运作规则，整个市场的法治和人伦基础也被大规模破坏。人心浮动，没有了信念，人就象立于沙滩，无根无据，我认为现阶段引导人们走入内心宁静远比增几点GDP来得重要。

　　书中从学理上分析：“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所谓这种“政治体制承受力”，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掌控这一意识形态的食利阶层最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合理社会的经典模型，“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信服”。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混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何清涟女士这样认为。我想大破必须大立。当代中国已在“深水区”改革的今天，同时注重民众的素质教育，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德行信仰，树立民族自豪感已经迫在眉捷!

　　我是一个不太关心经济问题的人，可生在这个社会，完全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但又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发展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一个感性认识而已，从来也没有系统的想过，也不可能进行系统的想，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在高人的指点下，才有幸拜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经济社会问题》，是当今一部不可多得的讨论政治经济方面的好书。何清涟是社科院的一位经济研究者，从本书来看，对经济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很可惜的是我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实在是一个惋惜的事。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劣根性，让我们这些人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在大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不想听与此相左的意见，因为盛世不能讲“危言”，可这个危言不是耸听。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太好大喜功，不想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中国今天这个局面。

　　本书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所有的问题，现在一个也没有少，所有的问题只能说更加严重，各级领导都没有在发展的时候来纠正这些问题，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政绩。这些高瞻远瞩的建议，居然没有人去听，去做，还被我党列为禁书，真的一个可悲。

　　我从来不敢去评价这本书，但我太认同这本书，他把我们现实社会中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了总结，有些并提出解决方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书，我将书所列的问题在这儿摆摆，让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1. “只要劣币(非法收入)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2. 当今腐败根源是“权力市场化”，前几年的“股份制改造”是腐败分子对“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免费午餐”。要改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必须使权力遂步从经济领域退位，使政府由过去的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

　　3. 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成为一些权力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方式。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有让权力遂步从经济领域中退位，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无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在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完成绝缘，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

　　4. 股份制和房地产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滋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劣化了社会道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危害极大。权力无处不在，一样也渗透到房地产，致使房价高涨。房地产留下了很多后遗证，让人想起萨瓦斯的一句名言：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

　　5. 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是旧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遗产。他已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国有企业被“三座大山”压住，这“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其一，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主管，其二，国有企业缺乏资本运营的概念。所以企业经理层在“经营”领导时，出现恶劣的腐败行为：一是贪污受贿;二是公款吃喝玩乐;三是安插亲信;搜刮国有资产，以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处办的暗产，致使庙穷方丈富的情况。

　　6. 中国当代寻租活动（权力腐败）的根源：关系网;中国的“贪渎文化”。腐败让社会付出了具大的成本：政府机能的侵蚀;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官大位再发展。

　　7. 在靠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起家的阶层，拥有高档享受，在他们的影响下，“勤劳致富”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思想观念。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得利：一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三是有能力将权力变换成金钱的中介者;四是驻处机构人员;五是明星，证券人员。

　　8. 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三角债及杀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国的改革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个方面极其不同步。政治制度的变迁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的变化则快的惊人。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在10多年里已土崩瓦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代替，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职来道德缺失;经济信用失常(合同无效;假冒伪劣);分配法则畸变――主变是是因为选择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中国现在的发展是牺牲平等换取效率，但真的得到了效率吗?经济伦理畸变(公、私观念畸变;金钱至上);财富的困惑(素质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9. 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已达到了，但没有共同富裕。形成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分配机制严重扭曲为发权力、人情(实际为金钱)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中国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而不是平均主义时代那种简单地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10. 人口、就业与犯罪。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中国现在突出的两大问题是就业与犯罪。而在人口、就业和犯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往城市，成为边缘人员，会兴起很多次生集团，成为黑社会的组织基础。因为安分守已和安居乐业联系在一起，如果安居乐业做不到，那就只有掠夺他人财物以维持生存。就会产生黑社会组织。

　　11. 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裙带盛行，人情化力量起很大作用。现在是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合流，控制社会。农村基层守法组织盛行。地方恶势力的形成――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黑社会团伙。黑白合流。

　　12. 黑色经济活动和黑社会组织。地下经济-地下非法活动、违法经营、合法经营取得了非法收入。黑色经济和载体：黑社会。黑社会类型：企业化经营、以暴力为资本。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

　　结束语：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权力市场化，造成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以效率优先价值取向必将牺牲社会公平。本书像一支镇静剂，给昏热病者以镇静理智。作者像一个孙行者，对纷纭世象能洞察奸弊。 这是一本能让人轻松读完但读完后让人沉重的书。 这是一本每一个关心中国国情的人都该一读的书。